本报评论员 刘 伟

　　虽然得到俄罗斯、巴西、印度以及IMF等积极响应，但由于美国和西欧反对，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旧秩序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变，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试图改变游戏规则的努力暂时可能还只是一种“声音”。

　　从发出“声音”，到实现变革，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家”达成共识，期间需要怎样的跋涉？昨天，《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从自身变革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必须跨越的路径。

　　沈明高认为，就建立国际货币新体系而言，中国要想形成对国际政策实实在在的推动力量，需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并推动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只有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提高中国话语权的底气。”

　　沈明高的看法很有道理。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之所以存在合理性，除了历史原因，也与全球化时代产业结构、增长模式、贸易关系有关。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出口，则必然受制于进口方，而且，一个大国的经济如果长期建立在国际贸易不平衡的模式之上，必然难以持续。

　　过去十几年，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受益者。但贸易的可持续必须建立在交换基础上，虽然可以批评美国不愿意出售科技含量高的产品给中国，导致中美贸易长期不平衡，但如果无法改变美国，则只有改变自己才是出路。

　　中国经济要转型到主要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来实现增长，才是一种健康的模式。所谓健康，一方面是这种方式的可靠性，及其改善民众生活品质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则是指全球化时代大国发展模式的“公平性”——虽然比较优势理论为贸易全球化提供了公平性的有力支持，但国家利益的复杂性事实上削弱了这种公平性。

　　为了保持出口产品竞争力，这些年中国在汇率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改革方面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或者石油等价格完全跟随国际市场波动，对出口影响巨大。沈明高认为，如果中国转而以内需为主，则汇率改革和其他投入品价格的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因为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提升中国的购买力，降低进口成本，增强消费实力。这个逻辑的本质是，当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需，并在国际贸易中大量进口，世界在向中国出口的时候换回币值稳定、值得信赖的人民币时，人民币自然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候选货币之一。

　　从中美贸易关系的角度，当内需逐渐取代出口，中国就不需要那么多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客观上对美国当前的“举债”发展模式构成制约，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如此，美元的作用和地位将自然削弱。

　　沈明高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上半场，而发展模式转型则是迈向市场经济的下半场。这样的转型绝非产业结构层面的调整，而必须建立在持续推进政府改革、市场改革、社会改革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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