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风投

　　[作者]王治平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的道路上，有一个足以与股份制齐名，与上交所和深交所成立并重的里程碑事件，那就是1998年的两会一号提案，提案人正是当时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

　　成思危不是科班的经济学家，但在政府与经济学界均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1998年3月的一号提案《关于借鉴外国经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被当年的两会高调接纳，中国资本市场喜得贵子，“成风投”之名也不胫而走。

　　在一号提案之前，成思危已经关注风投行业多年。风投是转化科技成果的重要力量，而风投的投资重点也应该是在投资科技创新型企业上，这是中国创造自己的创新能力、创建创新型国家所必需的。在如何发展中国风险投资的问题上，成思危认为中国风投发展应该循序渐进，他最早提出了中国风险投资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海内外投资者评估并推荐风险投资项目，并受投资者的委托对项目进行管理；第二步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则是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出路。这三大步走完，需要十年左右。

　　尽管在1985年中国就由政府主导成立了首家风险投资公司，但在其后的十几年间，中国风险投资事业一直发展缓慢。

　　1998年后，以“一号提案”为契机，中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北京、上海、深圳三大风险投资“基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创业板经过十年怀胎，也推出在即。目前，中国约有360多家风险投资企业，拥有超过660亿元的投资规模，其中八成资金投向高科技企业。伴随着一轮轮风险投资浪潮，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得到解决。作为一种创新金融工具和鼓励创业活动的重要“孵化器”，风险投资在为促进中国创新经济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在成思危的领导和支持下，民建中央一直把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今，民建中央和科技部每年联合举办一次风险投资论坛，还成立了风险投资研究院，办了风险投资杂志，出版风险投资年鉴，出版风险投资实务丛书，建立网站等等。成思危被媒体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BOX：成思危小传]

　　成思危，湖南湘乡人，1935年出生于北平，成思危的人生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成思危1951年只身从香港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二是1981年赴美留学，学习管理，从一名颇有建树的化工专家转换为一名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学者；三是1995年，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并从那时起，历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吉绯

　　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敏锐地洞察到一个发展趋势，他第一个提出了“信息时代(Age of Information)”的概念。但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深邃思想，更不清楚“信息时代”预示着什么。

　　2001年，年轻的经济工作者王吉绯提出了“规模需求”这一原创概念。当时，听到这一概念的人们只认为，这不过是“互联网造词运动”中的一个自创词汇。只有极少数人捕捉到这一概念所闪烁的思想火花。

　　2001-2003：

　　寻找商业实践普适性

　　王吉绯在原创“规模需求”概念时，他的初始观点很朴素：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把需求信息的搜集触角遍布各个角落，还可以将搜集上来的零散信息形成规模汇聚，再通过梳理和分类形成更有效更具价值的规模需求。

　　王吉绯最初发现，在信息技术不发达和信息系统不先进的时代，厂家与商家也渴望“按需定产”，但因规模需求的采集与汇聚过程相对成本高昂，因此失去经济价值。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规模需求的信息搜集变得更全面更快捷更便宜，反向配置给规模生产更及时更准确。原来的不可能变成很可能。

　　尽管王吉绯超前提出，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产能过剩时代后，“我们更应深刻理解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商业规则变化”。但当时的中国并未有多少人意识到王吉绯创见的价值，大多数人尚未察觉这一变化，更谈不上把规模需求的搜集变成一种主动的自觉意识。

　　正因如此，王吉绯认为必须将自己的见解在商业实践中验证普遍有效。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热衷于将自己的创见转化为各种可应用的创意，运用于具体商业实践中解决具体问题。终于，众多的商业实践成功案例证实了“规模需求”的创见具有普适性。

　　从2003年开始，王吉绯以专栏文章方式，总结“规模需求”在商业实践方面的心得，并预见即将出现在中国的商业创新。最为经典的是，他所预设的“中国式团购模型”在2004年开启了“中国团购元年”，正如他所预言的一样“团购不是乌托邦”。

　　2003-2004

　　提出经济学新命题

　　“规模需求”在商业实践中获得普适性验证后，王吉绯力图将实践真知上升为一种理论创见，将“规模需求”研究扩展到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王吉绯在研究世界零售业巨无霸沃尔玛之类的案例中得出结论：庞大到一个国家量级的规模需求是有可能搜集到的，它将极大地降低全社会的经济成本。

　　与此同时，王吉绯一直努力地以“规模需求”思维解读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他发现，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它将资源单向配置给生产，再单向配置给需求。市场经济的好处在于生产与需求双向互动，双向配置。但由于需求是潜在的随机的，需求信息难以捕捉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所以市场机制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如果需求信息能被规模搜集，“看不见的手”就会日益清晰。

　　2005年，王吉绯的理论札记首次结集出版为《看见“看不见的手”》，他在自序《需求的世纪》中开宗明义：以标准化产品为中心的工业时代逐渐被以个性化需求为中心的信息时代所取代，资源配置方式由此悄然而变——从传统的“以资源分配为中心”的资源单向配置给需求，转向“以需求搜集为中心”的需求反向配置给资源。

　　王吉绯称21世纪为“需求的世纪”：谁能即时搜集到定制化的需求信息，谁就创造价值；谁能把相对有限的规模需求汇聚成相对更大的规模需求，谁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谁若能把将要发生的相对无限的需求相对超前地搜集起来，谁就能创造无限的价值。

　　2005-2007

　　构建原创理论新体系

　　从王吉绯2003年7月至今的近百篇分析文章与理论札记，以及两本文集和即将出版的理论专著看，我们不难判断出他的思想脉络以2005年划界而泾渭分明，从概念的原创迈向理论的原创。

　　从2005年之后，王吉绯专注于潜心创建“规模需求”的理论体系，在耗时两年的理论探索中，初步奠定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王吉绯并没有妄图颠覆传统经济学基本原理，他是从发展的角度建树自己的新创见。他认为，传统经济学没有特别关注和研究需求问题，是因为从前整个世界都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但时至今日，需求和资源同样日益稀缺，所以王吉绯提出“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重新确立‘需求’本该拥有的地位”。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应演进为“资源和需求的双向优化配置”。

　　王吉绯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信息从绝对的不对称演变到相对的对称，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准完全信息”状态，进而重设了曾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完全信息假定和理性人假定。他提出，“准完全信息”时代已经来临，并将改变我们的思维定式。

　　王吉绯的研究还提出了“需求的价格”之命题，并原创性地命名为“货现率”。他进一步提出，规模需求被搜集起来以后，匹配给生产和流通企业，就形成货权。从宏观角度看，货权体现了货币的本质，即“货”与“币”的统一，在“币”与“货”的流动性与指向性之间取得均衡。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分离日趋严重的现实，王吉绯又原创性地提出了“子币”概念，以此增加货币的指向性，遏制泛滥的流动性，进而建立和谐的多层次货币体系。

　　王吉绯的“规模需求理论”富有原创性。难能可贵的是，他更看重于建立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新经济思想，他崇尚创建“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

　　2008：

　　引导拉动内需的实践

　　2008年，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王吉绯厚积薄发，以自己的理论系统地解释了运用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疑难杂症。他的《需求的解放》系列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引起极大反响。

　　王吉绯指出，消费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和起点。扩大消费需求， 就是改变消费需求的自然增长方式，使消费需求非自然扩大。如果强行拉动需求，很可能人为制造虚假需求，为今后的经济运行埋下诸多弊端和隐患。

　　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两种扩大内需的主要模式：一个是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另一个办法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但今天反省，上述两种模式的实践结局都不美好。由此，王吉绯提出一个重大命题——“中国内需革命必须从理论革命开始”。同时，他系统地推出一整套可供选择的新思维和新方法，其独立见解不落俗套。

　　王吉绯点明：“通过‘规模需求’的思维和方式可以收集和组织确定的需求，由此大大降低生产营销成本，使得特定商品有了降价空间，从而可以用货现率贴现。同时，货现率的优惠让消费者选择特定消费，又有效提升了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王吉绯特别指出，“规模需求并非即期消费，而是未来的货权，并且能够随时相互转卖，最后总有人按约定时间去厂家提货。这样一来，货权就成为货币与货物的统一，既充分满足个人偏好，又确定地配置给生产，兼具流动性和指向性，由此形成多层次的货币体系。”

　　正如认同王吉绯见解的学者与媒体评价：“如此扩大内需，才不会变成饮鸩止渴的伪命题，让生产和需求达成自然平衡。”

　　面对变化，仅仅解释变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对变化和影响变化。于是，王吉绯针对新问题以新思维设计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针对三农问题，他首次提出“贷物不贷款”的农村小额信贷模式，整合农业生产的上下游产业链；

　　针对食品安全，他推荐“引进标准，模拟出口”模式；

　　针对房价大起大落，他建议用住房公积金子币化“封顶”，用国家住房平准基金“保底”；

　　针对流动性陷阱，他改良传统储蓄方式，将单纯的货币储蓄变为“货币储蓄+消费储蓄”；

　　针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他主张国家货币应以货权为基础，国际间汇率应该以货权为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冬今春，全国多个大城市如火如荼形成“消费券现象”，成为拉动内需新亮点，人们从中看到王吉绯频频出现在央视和各大网站的屏幕上，其文章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于各大媒体，他的一系列推动和修正建议在消费券发行中得到及时有效的运用。正如媒体所评价，王吉绯是“消费券理论模型的创新者、运作模式的改进者、未来趋势的预见者”。

　　面对今天，回答明天，王吉绯视此为“王需求”的必须与必将。

　　王吉绯小传

　　男，1969年1月生，规模需求理论创始人。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0年后致力于原创经济学理论研究，2003年开始公开发表理论文章。现任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市流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东方微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著作有《握住看不见的手》、《规模需求三十六记》、《需求的解放》、《消费券创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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