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市场

　　吴敬琏名冠市场，并不是凭借其超人的经济理论，而是源于1990年一场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经典辩论。

　　1990年，刚刚经历价格闯关失败、恶性通货膨胀的中国，正处在历史性抉择的风口浪尖上，“改革是否出现方向性错误”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

　　7月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专场讨论会。会上，有学者率先发言，厉陈改革的方向性错误在于市场导向，包括恶性通化膨胀等诸多问题均源于此。在东欧社会主义不少国家休克的大背景下，这一结论深得当时主流舆论的响应。

　　更具挑战性的是，当时中央已经准备将改革方向定调为“计划与市场相调节”，但第二个发言的吴敬琏言辞灼灼，他坚定地反击，指出所有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走了市场取向，而是恰恰相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到位。

　　颇有横刀立马之势的吴敬琏一不做二不休，他批驳“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称谓不妥，要求改回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法，而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

　　当时与吴敬琏持同一立场的只有刘国光与已经年迈的薛暮桥，讨论会很快变成了三英辩群儒。也正是在这一场极具政治导向的经济辩论会后，吴敬琏被扣上了“市场”的帽子，只是当时颜色是黑的，因为当时主流舆论仍认为“市场”姓资，“吴”与“资”同姓，其凶险不言而喻。

　　在1990年这场争锋之前，吴敬琏已经为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呐喊多年。1984年曾直接参与马洪的《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此文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努力下，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走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

　　1990年戴上“吴市场”黑帽子之后的吴敬琏更是旗帜鲜明的主张市场经济。1991年起，多次向中央直接进言。1992年春，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吴敬琏的黑帽子瞬间翻红，他4月30日向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提出的《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在十四大上变成国策，成为整个中国未来的方向，这使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与影响力一时间空前绝后。

　　之后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报告的拟定，吴敬琏均保持了极高的国策影响力，成为当之无愧的政府经济学家，他本人也不断通过对比较制度学的研究，对“市场经济论”与“整体改革论”的论证，对政府越位的批评，对权贵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倾向的反击，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呼唤与引导，对坏的市场经济的防治等，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吴敬琏小传

　　吴敬琏出身名门，早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分到中科院经济所，先后受过前苏联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阿·毕尔曼熏陶。1981年，吴敬琏被政府选派到耶鲁进修，自此成为中国真正从传统计划经济学转向现代市场经济学的第一人。多年来，吴敬琏不仅担任《改革》杂志主编，还编著有《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转轨中国》、《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

　　厉股份

　　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股份制改革构想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为股份制改革思路的推行奋斗了整整18年。

　　1980年，为了应对2000多万城市待业人口的就业问题，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会议期间厉以宁还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充分表达了他对尽快解放思想，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期望。

　　当时，尽管中国已经有了股份制的初级实践(1980年8月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211万元股票)，但股份制一提出来，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很多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搞私有化。甚至有人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 “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爆发了关于股份制的激烈争论，厉以宁积极参与论战，经常写了检讨再回去上课。他明确提出，股份制本身没有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二者的关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1986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介绍中国的文章，文章中把厉以宁称为“股份先生”。消息传到国内，“厉股份”的绰号不胫而走。

　　在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论战和政策支持下，股份制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试点，部分企业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转变。中国改革又一次在理论结果之前摸着石头过河。1986年，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时，赠送给范尔霖一张飞乐音响股票，这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上世纪9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全国轰轰烈烈，然而直到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混合所有制”，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一，他对股份制的坚持，使得中国改革方向进入所有制改革阶段，释放了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力；其二，他推动了对股份制的认识进步，打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促进了思想解放；其三，他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亿万股民，可谓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学家之一。

　　厉以宁是站在改革浪潮前沿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也照例充满争鸣和论战。除了股份制这个“中国改革的最重要发明”之外，厉以宁还有很多著名言论，如两套房理论、穷人仇富论以及靓女先嫁论等，导致他成为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

　　厉以宁小传：

　　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市，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还在多个委员会任职。厉以宁先后出版50余部著作，代表作为《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该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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