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谨防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过大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政策操作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角度看，中国中期的政策目标是希望降低对于投资的过分依赖，提高消费的贡献度，但是当前，所应用的应急性措施又必须依赖投资。所以，从政策权衡的角度考虑，首先要稳定宏观经济，随后，政策重心需要很快转向实质性扩大内需和扩大居民消费的方面，转向促进就业。

　　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内需政策角度看，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基本集中在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调整中或许不一定出现“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的现象，但是对大量资源投入到垄断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过大，这些状况还是需要防范。对于能够吸收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当前最需要的不仅仅是新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而是减税、放松管制以及降低准入门槛等政策举措。

　　4。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

　　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相当力度的调整，连续五次降息，最大幅度是108个基点，信贷快速增长。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政策重点，应是如何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鼓励杠杆比率的稳步提高，鼓励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度增加贷款投放。当然，这也需要和下一步扩大内需，找到新的增长点的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5。借机重新布局资源

　　高资源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如果扣除资源方面的转移，中国9%以上的高增长中，福利方面的增长可能只有8%稍高。资源价格下跌，对于中国这个资源稀缺、人口众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导的国家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机遇。在此之前高价购买资源的企业可能需要面对库存带来的亏损，但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许多资源稀缺量很大，资源价格的大幅下跌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布局资源的机会。同时，资源价格的下跌也为资源定价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6。放松管制 培育新增长点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历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冲击，都促使中国经济积极推进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从而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促使经济发展走上新台阶。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动力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第一次长达5年的两位数增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中国随后开始对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以及住房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次在2003－2007年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持续5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没有当时的艰苦改革和加入世贸初期的开放冲击，就没有今天相对健康的银行系统和更为巨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当前，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放松管制、培育新增长点的转折时期。而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非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的、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思想。在经济明显回落、难寻大量吸收就业和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的同时，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点的行业，因为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准入门槛以及垄断，而使得很多社会资金无法进入。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完成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转型，在经历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就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中国经济便有希望迅速从危机中走出，展现新的局面。

　　推动民间“再杠杆化”

　　与欧美国家的过度负债和高杠杆率相比，目前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也很健康；投资对银行贷款及政府支出的依赖度有所降低，转而更多地依赖企业的留存收益和资本市场的融资。这是中国应对这次危机最为有利的条件。

　　积极的财政政策正是再杠杆化中加大政府杠杆的一环，这一环相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的杠杆来说更易于操作，也是推动后者启动的必要动力之一，但整个社会再杠杆化的提高才是积极财政政策成败与否的关键。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积极财政政策使政府负债占GDP 超过100%，但企业投资和银行贷款并未跟进，因此经济增长仍停滞不前。那么，如何催化民间部门提高债务水平、扩大支出呢？

　　1。保证政府投资有效性

　　相对于扩大内需的重任来说，政府支出的规模相对有限，目前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仅略高于20%，而政府投资支出占总投资的比重仅略高于10%，因此，政府投资需要投向最能带动社会投资的领域，而保证政府投资的有效性是积极财政政策面临的首要问题。目前，不仅要在科技创新等收益较慢但长远来说意义重大的项目与短期成效显著的生产性投资之间进行选择，还要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与私人及中小企业的扶持之间有所判断，也需要在提高农民和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与提高有效消费群体收入水平之间进行权衡，更需要在保稳定、保就业还是保增长的政策优先次序上进行取舍。

　　2。合理引导地方政府投资热情

　　从2008年11月以来的数据看，地方政府为推动城市化所带动的投资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等，有可能填补外需下降和房地产调整减弱的增长动力。与经济扩张时的情况不同，在经济危机中，关注CPI、M1、M2等总量目标的中央政府与关注GDP和税收增长的地方政府达到了政策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此时如果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则可带动新一轮的信贷周期，从而使得国内需求和企业盈利水平都实现强劲增长。

　　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仅2.9万亿元。要激发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便要考虑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约束，既要为其庞大的城市化投资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又要防止由于过度的投资热情而导致土地财政恶化，从而对房地产市场调整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要防止地方政府投资产生的“大跃进”情况。

　　3、警惕“挤出效应”

　　因为资金约束，一些地方政府也正在积极寻找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高效率运用这些筹集的资金，也必然成为赤字财政设施过程中的关键。有的城市以所属国有企业的资产捆绑进行发债筹资，但是，资金由政府统一调度使用，可能会导致不对称的债务关系。

　　政府借债投资需要防止对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的双重挤出效应。一方面，要防止投资的高速增长可能对消费带来的挤压，防止对于投资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新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要防止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推高利率，从而令企业不愿投资设立新厂和买入设备，反过来损害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对私人投资造成了挤出效应。

　　巴曙松 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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