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是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您说是吧？

　　让·尼凯米亚：是的。但是必须要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世界经济需要我们对相互关联的国家、国际和发展筹资的金融体制挑战进行整体分析。在经济和金融体制自由化过程中，我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私有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更加容易受到不稳定的波动，应给予关注。在蒙特雷首脑峰会发言中，我强调为私有资本流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恰当的市场功能的重要性。

　　我们认识到：技术变革的地方已经推动了交易运作方式的变革,并因此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国际金融交易的速度,同时由于政策的自由化，也便利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金融机构日益增加新兴市场的资产作为其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为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铺平道路。鉴于这一点，强调全球金融一体化为国际社会带来的新挑战和机会, 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为了达到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大幅度增加海外发展援助的规模是势在必行的。这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尤为重要, 因为这些国家大部分没有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甚至没有制定系统性风险制度。由于这些国家完全排斥制度，恰当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有助于吸引私人资本更多地流入发展中国家, 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发展做出贡献。

　　我要强调的是，探寻增强利害关系国、货币和金融组织当局及机构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性与协调性方法的必要性，增加可预防性咨询的安排，从而促进并有益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金融环境。也就是说，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以及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

　　我认为,我们需要寻求超越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解决方案,因为贸易自由化本身不是目的,它不能作为可持续的、公平的及民主发展的手段。现在,发展政策的重点是稳定价格,而不是产量的增长和稳定。我们还没能认识到，金融机构的稳定同控制预算赤字、增加资本的供应对于经济稳定所具有的同等重要性。我们把重点放在了私有化, 但很少注意使市场运转、特别是对于竞争尤为重要的是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建设。

　　记者：就目前的形势下，您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哪个领域尤为应该加强？

　　让·尼凯米亚: 就目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看，这场危机已经很明显。我认为，在全球金融结构中，至少3个领域里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并采取新的行动。首先，金融监管需要加以改进。第二，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评估系统性风险。第三，需要更有效的机制、更协调的行动来减少危机所造成的风险，并且当危机发生时能够应对这些挑战。

　　从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前不论是发达国家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其监管和监督框架都是有限的。开放式金融市场可以通过降低资金成本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需要更有效的调控。以往已证实，金融创新和一体化加速了对经济冲击的传输速度和程度。然而，私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及监督机制却依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没有充分考虑到其所在国金融机构的行为会产生系统性的国际牵连。此外，宏观审慎的工具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商业和金融周期，从而导致金融杠杆的过度形成。

　　因此，现在的挑战是设计新的规则和机构，以减少系统性风险，提高金融中介服务，并对监管和监督进行适当调整，而无需强加不必要的负担。

　　记者：2008年11月14～15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以金融市场及世界经济为主题的20国首脑峰会，您认为这次会议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让·尼凯米亚：此次以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为主题的20国首脑峰会是各国领导人对外共同发出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信息，这个信息有利于采取广泛的行动，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挑战。首脑会议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议程。

　　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峰会由于与会者的身份而意义重大。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形成，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活力、更具有包容性。此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商定了行动计划，而且全体与会者都承诺将大力、充分地执行该计划。20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共同采取行动，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手段来应对全球宏观经济挑战。

　　20国集团领导人坚定支持了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管理和改革国际金融架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除了通过提供迅速有效的支持来帮助一些面临困境的成员国之外，还新创建了短期流动性贷款机制及其他工具和机制，这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记者：您认为经济刺激计划是否能够奏效？

　　让·尼凯米亚：我赞成将重点放在财政刺激措施上。我认为这是目前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根本性步骤。如果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执行一揽子财政刺激措施，那么，每个国家本身的财政刺激措施在增加其国内产出增长率方面就能发挥双倍的作用。

　　记者：在未来几年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程度如何？您能否谈谈您对中国参与世界行动共同应对金融风暴的看法？

　　让·尼凯米亚：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免于危机的冲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只是观望，而不关注所发生的事情，那将是一件令人非常惊叹的事情。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正在减速。当然，当2009财政年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1%降到6%或者也许5%时，那将是5～6个百分点的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比率，反过来说6%的经济增长也是一个很大的比率。因此，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是存在着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同比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认为，重新平衡由贸易带动经济增长转为以推动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它也将对汇率产生一个好的效果。就经济增长而言，我认为中国应对危机所能够做的贡献在于是否有能力把由外部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转为以推动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

　　记者：您前面提到中国的刺激计划，对于中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究竟需要多大投入，是个争论的话题，您认为中国需要考虑更多的刺激计划吗？

　　让·尼凯米亚:我认为中国实行更多的刺激计划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中国政府已宣布第一步刺激计划，并宣称不久将推行下一个刺激计划。对此，中国政府宣布下一年预算时，就看得更加清楚。中国政府对于下一步刺激计划，包括刺激私人消费的措施也已经经过讨论，如果经济增长下降情况持续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要关注他们确实应关注的事情了。

　　记者：财政扩张同财政刺激同等必要，您认为谁更应率先发挥作用？

　　让·尼凯米亚:我们应承认一些国家拥有大于其他国家的行动余地。我建议那些财政政策框架最强、最有财力进行财政扩张、债务状态最具有可持续性的国家(包括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应当发挥带头作用，这些国家包括但不限于日本及中国。

　　记者：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如何？深化全球挑战及政策回应的措施又是怎样的？您有怎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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