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蒙昧主义的“十一条”

　　事实上，全世界人民都非常清楚：改革开放早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人都不可能动摇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宣告：“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历史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因此，如果问中国人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那肯定不是担心中国会停止改革开放，而是担心中国‘全盘引入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向松祚强调说，“美国模式”和“新蒙昧主义教条”已经给中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他列举了中国新蒙昧主义者们普遍相信和卖力推销的如下信条：

　　(1)美国模式尤其是华尔街的赚钱模式，是中国的未来，中国必须以华尔街为师。

　　(2)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开放、投机热钱不受监管是历史必然，因为那是华尔街老师们所教导的。

　　(3)中国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必须完全对外资开放，最好让外资全部控股，而美国金融体系却不需要对等地对中国金融企业开放。

　　(4)美元霸权、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就是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切挑战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5)中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和民族产业，依照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中国永远做低端产业、做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打工仔”是唯一出路。

　　(6)中国所有产业和企业都要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和让外资参股和控股。

　　(7)中国学生和教授都要老老实实地拜读美国老师的教科书，哪怕是美国的三流学者所写的三流著作，中国学者也必须虔诚地翻译过来奉为至宝。

　　(8)中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体系已经穷尽了人间的真理。

　　(9)中国学者以中文发表文章和著作是算不得学术的，必须要到美国和英国杂志去发表英文文章，才算得上学术。

　　(10)中国自己人的观点和建议是不值得听取的，我们制定政策，必须要请华尔街的大佬和他们在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充当最高顾问。

　　(11)谁要是反对上述“真理”，他们就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就是“渗透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

　　中国模式：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

　　阿特曼、詹姆斯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代言人们的担心，正在变成某种恐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版“中国威胁论”的不断出现。

　　最新的版本来自“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最近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这位大英帝国的代表性遗老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们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中国依照自己的体系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根基提出了最强大的挑战。”

　　“彭定康的‘中国威胁论’就是新蒙昧主义最极端的表现，”向松祚分析说，“新蒙昧主义”者之所以制造出来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其目的就是希望唤起他们的盟友和各种崇拜“美国模式”的人们，共同对付他们心目中所谓的“中国威胁”。

　　“因为，新蒙昧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发达致富，就必须向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顶礼膜拜，即‘全盘引入类似的资本主义，’”向松祚分析说，然而，中国竟然依照自己的模式富裕发达起来，所以这才是彭定康心目中最大的威胁！

　　那么，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就是邓小平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占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资源贫乏和土地贫瘠创造了世界纪录，数百年来饱受列强的侵略、欺凌和掠夺，曾经尝试了那么多办法，希望吃饱穿暖，繁荣富强，自立于世，却总是没有取得成功。“然而，邓小平率领十几亿人民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以来，只用了30年，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否认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人们喜欢谈论美国的勃兴、英国的工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然而，论‘人口多、底子薄’，发展经济之艰难，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中国相提并论；让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吃饱穿暖，富裕发达，毫无疑问是对整个人类最大的贡献。”

　　产权经济学宗师科斯多次说过：“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正因为此，2008年7月14日，这位98岁高龄的大宗师亲自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坚持不要其他资助，将自己得诺贝尔奖的钱花光。在会议开幕词里，科斯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以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

　　科斯说，经济学者需要从许多方面来总结这个“最高的重要性”。

　　向松祚则指出：我们必须站在大历史角度，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对全人类和中国的巨大意义。首先，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依靠和平手段崛起的大国，仅此一点，就是世界文明历史划时代的大事件。纵观历史，凭借坚船利炮去疯狂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资源，是世界主要大国发达富强的重要手段，没有例外。当然，西方经济学和历史学教科书，很少讨论武力掠夺对于列强崛起的极端重要性，甚至只字不提那数百年惨绝人寰的殖民历史，反而将它们的繁荣富强完全归因于自由竞争和某些特别的制度安排。这绝对不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

　　其次，有其他制度安排可以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吗？

　　张五常跟踪研究改革开放30年，从未间断，他经常问那些批评中国经济制度的人：这么多人口，这样少的资源，要吃饱穿暖，要让差不多10亿的农民富裕起来，你们能够发明出什么新鲜的制度安排以有效地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张五常的数十年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自己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他明确指出：西方的经济学术无法解释中国奇迹和中国的经济制度。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张五常教授动情地说：“党领导和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他强调：“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邓小平说试一试、看一看，中国这么多县，新的政策和制度可以在某些县先试，试验成功再考虑推广开。为什么要引进西方的东西呢？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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