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安排其实是对30年发展过程中“以开放促改革”经验的继承。分阶段考察，这种继承基本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即，借助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品牌溢出，除农行以外的几乎所有大中型中资银行均已完成公开上市，以此为标志，中国银行业这一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实际所需的现代经济核心部门起码在形式上引进和建立起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当然，此时断言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为时尚早，毕竟，仍然坐享价格管制以及寡头垄断好处的中资银行修缮一新的报表不足以反证出管理与技术质的飞跃，更不用说，本轮银行改革起自2003年恰好在时间上重叠于中国经济高速扩张期，因此，中国银行业的真实水平至少需要经历一轮经济下行周期的考验方能给出比较准确的评判。

　　仍然需要先进制度、理念、技术、经验植入的中资银行大批遭逢外资撤离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其辨证统一性在于外力的撤去可以促使我们更为紧迫、更为倚重于培育自主学习、自主吸收、自主更新、自主创新的愿望与能力。具体来说，欲实现这一点可分战术、战略两个层面同步建设，即，战术层面，在国资控股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刺激目前“沉默的合作伙伴”更多、更快、更持续地输出资源；战略层面，在“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前提下更为充分地挖掘内部革新的潜力，毕竟，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最终只能靠自强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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