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也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股票改革、金融改革，会出现十家世界级的公司，这个可能性会很高。”

　　“面临金融危机，中国仍必须进行金融改革。”

　　----黄亚生

　　新快报记者 梁小婵

　　黄亚生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黄亚生教授的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尤其是机制转换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东亚经济研究。已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和《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等。

　　“中国在哪个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金融体制；印度在哪个方面都比中国弱，除了金融体制。”1月17日，以研究中印关系出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在岭南大讲堂上表示，印度经济在宏观经济上不如中国经济，而且存在着地理、教育、妇女、种族等诸多问题，但是在金融体制和政策方面却比中国更具优势。6年前，黄亚生发表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如今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黄亚生对印度经济能持续高速增长表达了乐观态度。

　　中国投资占比太高

　　上世纪50年代期间，北韩南韩以三八线为界。北韩工业基础好、自然资源丰富、有良好的工业体制，南韩农业比工业强，自然资源缺乏，不少人认为30年后北韩将成为经济强国。而事实上，北韩由上世纪50年代人均GDP总值相当于现在加纳的水平，现今已经接近西方水平。“这是三八线的区别，北韩向苏俄投降，南韩向美国投降”，黄亚生认为，体制在经济发展上非常重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产业政策呼吁学习南韩体制，而至今都没有学好。“韩国金融体制，私人企业的贷款从来没有中国低”，据官方资料显示，中国私营企业占贷款的30%-40%。“老跟过去比较，金融体制比过去进步，但是横向比较，远远落后其他国家”黄亚生表示，中国私营企业有很大进步，占GDP总规模相当于印度、巴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我觉得惋惜的是，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等原本是中国的优势”。黄亚生表示，像中国一样，投资占GDP的50%以上的现象非常少见，“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少见的，而就算南韩历史上最高水平是1990年投资占GDP的39%，其后一直回落。”黄亚生认为中国虽然标榜“东亚模式”，但实质上在投资、经济上与东亚模式有巨大的区别。

　　土地一级市场须开放

　　搞房地产，很多问题取决于怎么去拉动。回想到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么快，为什么没有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因为财富并没有跑到普通居民、农民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拉动内需的原因。在土地一级市场，只有政府一个买家；在二级市场，只有政府一个卖家。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这个“公司”是最棒的，但这也是问题所在。

　　我出差住的饭店，都很不错，北京君悦酒店每晚200美元，汉城同样的房间每晚500美元。中国君悦饭店本来应该每晚收500美元的，但因为他们用便宜的价格收购土地，所以一部分获利应该分到(原住)居民手中。但中国缺失这样的过程。

　　反思这个问题，就是一级市场必须开放，政府是一个买方，而开放商可以是另一个买方，这样原本住在这里的居民就有很高的谈判水平。政府还必须定出一个最低价。

　　我认为，面临金融危机，中国仍必须进行金融改革。与美国不同，中国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中国的经济不够自由，而不是过度自由。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