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没有终结》，陈志武，11月17日《经济观察报》)

　　对于系统性的危急情况，政府应慎重考虑，因为该救的危机一定是系统性的，但并非所有系统性的危机都该救。这里重要的是要判断市场的纠错机制是否能正常发挥，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扭转危机。因此危机发生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们应分清到底是市场出了问题还是市场机制出了问题。如果是前者，那就不用政府出手，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是后者，那政府就必须出手，因为只有外力才可以解决市场机制的问题。

　　系统性的危机可以是明显的整体性的，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本世纪初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判断这种情形比较简单，即危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在GDP里有多大比重。系统性的危机也可以是貌似局部性的，虽然发生在个别公司身上，但牵扯面广泛，比如贝尔斯登，比如雷曼与美林。判断这种危机是否是系统性比较困难，因为这里牵扯到的问题是“如果这家公司倒了，它会不会造成一个雪崩效应而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

　　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包含着一个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人们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常识是系统性危机的焦点往往在金融业。原因之一是这个行业动用的高额金融杠杆；原因之二是信用在这个行业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信用本身并非完全理性，在极端时刻往往非理性因素能起到主导性影响；原因之三是在当今欧美发达的金融市场里，由于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金融行业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牢牢地织入一个网里，牵一发而动全身，增大了由点到面而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对地产“两房”(房地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AIG)援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规模的巨大，所谓“大到了不能倒”的地步。其次，美政府多年来对两房债券投资人有着隐性的承诺，用国家的信用来担保两房的公司信用。美政府出手救贝尔斯登的主要原因是事发的突然性，加之该投行上万亿的衍生品交易。如果不救，上万亿的衍生品合同可能要同时解套，对市场的冲击可能是灾难性的。到了这次的雷曼危机，美政府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线，让雷曼破产清账。雷曼不同于贝尔斯登是因为这次危机没有了上次的突然性，加之美联储早有准备注入了足够的流动性。虽然雷曼比贝尔斯登更大，但可能造成恐慌的可能性却更小。当然，从总体上看，美国政府在雷曼事件上还是赌了一把。

　　(《救市因素：系统危机与道德风险的权衡》，刘劲，9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除了考虑系统性风险外，对道德风险的防范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救市的本质是解急。解急是暂时行为，但影响却会是长久的。如果孩子犯了错，家长不及时批评矫正，孩子就不会改错；如果家长不但不批评，反而包庇保护，那孩子将来就可能变坏甚至犯罪。这就是道德风险。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在金融市场里投资，他必须权衡风险和回报的比较，也必须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的正常定价取决于人们对风险的理性判断。如果一有问题，政府就出手救市，投资人就会很自然地把风险意识抛到脑后：赚了是我的，赔了政府埋单。这就引起了经济体中过分的投机和资产泡沫，而政府为了减低资产泡沫破裂时对整个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就不得不加强控制，用微观手段控制人们对风险的投入，从而在本质上偏离了市场经济的主旨，形成一个“政策市”。由此看来，市场经济有他的纯粹性，一旦政府干涉了其中一部分，就离不了需要去碰其他的部分。因此，为了发挥市场的积极效应，政府“入市”应非常谨慎才对。

　　(《救市因素：系统危机与道德风险的权衡》，刘劲，9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我对危机解决很乐观”

　　伯南克与保尔森一个提供理论依据，一个提供执行方略，我给这个团队的打分可以到“A”。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市场而采取的行动相当有理有节，相当有执行力，其救市逻辑非常清晰。

　　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降息都是利好的，因为降息意味着资金成本下降，意味着财务费用下降，所以所有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都会因为降息而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对于我们普通的社会大众来说，当然降息整体上也是一个利好。比如说我们的消费信贷，特别是按揭贷款的成本也下降了。

　　(《解读全球降息的影响》，周春生，10月9日和讯网)

　　正因为救市对市场有长久的影响，政府救市时应想方设法防范道德风险。其中一个办法是在危机出现之前对投机者警告，而在危机出现后严格执行警告中提出的惩罚措施。雷曼就是一个例子，在贝尔斯登出事后美国监管层就警告各个投行要谨慎行事增加资本金，但雷曼却似乎抱着侥幸心理，想在不稀释股权的情况下渡过难关，结果事发，政府不得不冒着极大的风险让它破产，从而保住政府在市场中的信誉。

　　另一个办法是把想赌一把的投机者与没有走极端的投资人区分开来，惩罚前者而保住后者。当然，要清楚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大致来分，股权投资者投机的成分更大一些，债券投资则是低风险低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贝尔斯登，还是两房，或是AIG，美政府都是在救市的大前提下，尽量使股权投资分文不归。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加惩罚性，这些公司的总经理也都在政府的强压下离职。

　　(《救市因素：系统危机与道德风险的权衡》，刘劲，9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伯南克与保尔森一个提供理论依据，一个提供执行方略，我给这个团队的打分可以到“A”。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市场而采取的行动相当有理有节，相当有执行力，其救市逻辑非常清晰：首先，要千方百计维持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为此，政府对市场风险需要干预，但也要尽量少干预，以免对市场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当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时，他们迅速、坚定不移地担当起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建立防火墙，防止金融风险的扩散。

　　(《给美国政府救市团队打“A”》，梅建平，10月10日《中国企业家》)

　　我估计这次危机持续时间差不多两年左右。为什么我如此乐观呢？是因为危机爆发后，美国与欧洲的监管机构和政府出手迅速，行动果断，采取了强有力的干预。

　　(《“中国大规模走出去正当其时”》，梅建平，10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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