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市场出了问题带来的系统性危机，不用政府出手，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是市场机制出了问题，那政府就必须出手，因为只有外力才可以解决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果一有问题，政府就出手救市，投资人就会很自然地把风险意识抛到脑后，这就引起了经济体中过分的投机和资产泡沫，而政府为了减低资产泡沫破裂时对整个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就不得不加强控制，用微观手段控制人们对风险的投入，从而在本质上偏离了市场经济的主旨，形成一个“政策市”。救市的本质是解急。解急是暂时行为，但影响却会是长久的。政府“入市”应非常谨慎。

　　次贷危机的历史坐标

　　此次金融海啸与192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流动性相当充足。此次金融海啸并没有让整个的银行体系崩溃。只要居民感觉到他们存到银行里的钱，存在退休基金账户里的钱还是安全的，他们就不会像1929年那样突然之间出现恐慌性停止消费。我认为，恐慌性停止消费是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很重要的原因。

　　救市需要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当前经济的危急情况是有局限性的、小规模的，还是系统性的、大规模的？如果是前者，无论情况有多糟，政府都不应出手救市。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所谓“创造性的毁灭”，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就没有发展和提高。局限性的危急情况即使恶化，也不会影响大局，只要经济整体健康，市场机制可以发挥功效，恢复过来只是时间的问题。

　　(《救市因素：系统危机与道德风险的权衡》，刘劲，9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很多人把此次金融危机与1929年、1930年的危机相提并论，认为此次金融海啸破坏力之大、波及面之广，为近70年来之最。 我认为，这可能是对世界金融史和对世界经济史的一种误读。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美国和欧洲普遍经济下降幅度达到30%，失业率达到了25%以上。而且1929年、1930年的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严重，那次经济萧条持续了10年之久。

　　此次金融海啸与192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流动性相当充足。此次金融海啸并没有让整个的银行体系崩溃。实际上，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这么大的力度来救市，就是千方百计地避免银行系统出现全面崩溃。

　　我认为，只要银行系统不出现全面崩溃，只要居民感觉到他们存到银行里的钱，存在退休基金账户里的钱还是安全的，他们就不会像1929年那样突然之间出现恐慌性停止消费。我认为，恐慌性停止消费是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很重要的原因。这一次的金融海啸虽然不会出现上述类似情况，但实体经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一贯的赤字运转，还有美国老百姓一直以来的过度消费。要使美国经济的情况好转起来，这两个主要的实体需要减轻负债额度。

　　(《“中国大规模走出去正当其时”》，梅建平，10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事实上，最近也有人把这次的美国金融动荡和1929-1933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相比，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想强调一点，美国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就和消费需求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欲望不足，导致大量的产品积压，这样就导致大量的工厂停产倒闭，这样投资也会减少，产品卖不出去，谁也不会来投资，所以企业要么破产要么减少产量，这样又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大量的工人失业消费需求就会进一步减少，这样造成了恶性循环。

　　所以，国内的消费需求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也是必须的。这次央行和其他国家的部门出台利率包括税务方面的政策，我觉得应该是针对不同的金融市场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希望对中国的金融和经济进行综合的调控。一方面是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在全球经济不稳定、动荡的时候能够对需求有一定的拉升作用。

　　(《解读全球降息的影响》，周春生，10月9日和讯网)

　　考虑多重救市因素

　　救市的本质是解急。解急是暂时行为，但影响却会是长久的。

　　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也应当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相比过去，政府介入恢复信心的必要性确实高了很多。

　　当然，如果政府干预救市，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也是代价，也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全球化了的社会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权力增加很多的同时，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些同步发展不是偶然的。

　　我们必须看到，在关键时候，政府不救市会有很大社会成本，但救市有好处，也有道德风险，两害相权究竟谁重、谁轻？由谁来判断？做出判断的人是否公正客观？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构保证其公正客观？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场危机关键时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须在问责架构下干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伴随政府干预市场、解救市场危机的频率越来越多的同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问责机制也必须跟上，必需有相配的政治改革，否则，政府权力的扩展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代价。所以，我们不怕看到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因为其与市场的边界发生变化而频频介入市场，但我们怕只看到政府权力的扩张，而见不到对权力制约和问责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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