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以前不熟悉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被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中国的问题不是我们相信市场太过了，而是市场化的程度不够。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在政府从宏观到微观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市场的弊病得不到控制，而是市场的优点和纠错机制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缺乏管束的金融风险

　　从长远看，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如何限制金融业的创新步伐，而是在于如何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如何提升监管机构监管金融风险的能力。

　　贯穿金融危机始终的是，无论是监管者、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存在忽视风险管理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协会危机(S&L问题)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金融危机，都是由于所担保的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使得银行的贷款出现了坏账，最后演变成了银行的经营危机。那时由于没有被衍生工具放大，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能够在出现问题后较快地纠正并恢复。这是典型的货币市场风险通过资本市场的工具被无序放大的结果，也是金融机构自恃有衍生品工具可以不惧怕风险心态的典型表现。

　　证券化的第一个问题或者说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证券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引发的道德风险。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证券化的实施使得债务的交涉出现了困难而成为大问题。从长远看，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如何限制金融业的创新步伐，而是在于如何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如何提升监管机构监管金融风险的能力。

　　(《金融危机：忽视风险管理的恶果》，周春生，11月10日《经济观察报》)

　　本轮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不可能会再如以前一般完全信任华尔街。目前政府出台的救市措施多是为了控制金融恐慌，可以预料的是，在危机过后，政府会针对目前分业经营的投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台一些约束其行为的新法律法规。但他们有可能会矫枉过正，美国国会有时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安然事件后出台的《萨班斯法案》就是约束过紧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动摇了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给美国政府救市团队打“A”》，梅建平，10月10日《中国企业家》)

　　中国式监管的问题所在

　　股市的水平由监管部门一手操控，既然证监会有此权利，那么他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受到指责是有道理的。

　　股市低迷时，监管层等其他部门一方面会通过讲话、或在三大报上发社论，通过言论鼓动大家进入股市；另一方面，监管层通过很多手法控制和管理股票供给。最典型的就是IPO、再融资和增发的审批，以及对基金发行的审批。此外，监管层还会根据需要随时召集基金公司和机构，给其打气，让其托市或者授意其不要买卖得太多等。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股市的水平由监管部门一手操控，既然证监会有此权利，那么他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受到指责是有道理的。

　　(《经济困境没有10年前严重》，陈志武，7月23日《新京报》)

　　这个都是监管层造成的。因为像招行、南航等认沽权证，完全是由监管层控制供给的。去年7月在上海开会时，有个证券公司董事长告诉我，他们公司那天被批准可以发售两个亿的招行认沽权证。这等于是监管层批准让券商印钱。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卖空的。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卖空的话，在认沽权证价格高得离谱时，谁都可以创造新的供给量，这样自然可以把价格压下去。但在国内，其他人只能看着，只有买入的权利没有卖空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变得很畸形。

　　(《经济困境没有10年前严重》，陈志武，7月23日《新京报》)

　　实际上，证监会的角色应当是对市场进行监管，而不是管理股市指数的水平。证监会要做的是保证股市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散户、机构、券商、基金等)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证监会真正要管的是制定公平的监管规则，制造公平的市场秩序，打击机构非法操纵价格、上市公司管理层内部交易等问题。至于大家是买多了买少了还是卖多了卖少了，都是投资者自己决定和把握的事情，和证监会没关系，不是证监会该管的范围。

　　(《经济困境没有10年前严重》，陈志武，7月23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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