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从前三个季度来看可能更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创制税费的权力，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民营企业动力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要改变增长方式，增加企业活力与拉动内需，必须大规模减轻企业和民众税负。从历史上看，盛世的出现必须做到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

　　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

　　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 “最大”规模。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应该考虑大规模减税

　　税收应该考虑刺激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

　　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陈志武，1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

　　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一个庞大的社会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没办法称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说到底，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让人民对政府更加没有约束力、没办法给老百姓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让一方可以随意用权、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两边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从根本上有悖于多年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可以考虑大规模减税。我最近看了福布斯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中国的税负大概排在世界的第三或第四名。

　　这个指数水平相当高。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税负和企业税负确实不低。为什么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经受了滞胀两座大山的压力下能够重新振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

　　如果与世界横向比较，中国企业的负担在世界上是比较重的。很重要的是中国各种各样的税收，包括各种各样间接的负担，使得中小企业的成本相当高。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员工有一些保障，这些保障实际上政府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现在越来越多的责任是由企业来承担，比如说“三险一金”，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企业来交的，这部分能否政府更多的承担，来减轻企业压力。现在为什么要采取减税政策？因为减税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减轻一部分的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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