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的劳资双方是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判断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对中小企业实行《劳动合同法》，会造成首先是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双输”，进而是国家与社会“多输”的结果。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误区

　　《劳动合同法》主要的问题，是它取代了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自由谈判，自由形成合同的机制，要通过政府干预，对所有的企业、所有的用工来个“一刀切”。

　　我们绝对不是笼统反对劳动立法，只是强调，劳动立法要抓住要点，真正解决好法律应该管的问题，集中力量，把它管好。劳动立法不能在不该管和管不了的问题上，管得太宽和太细，这样做反而损害了法律的威严。

　　(《〈劳动合同法〉事关中小企业存活》，王一江，4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新《劳动合同法》中，比如要求劳资双方一定要签合同，没有签合同的视为签合同，我觉得这个很好。还有拖欠工资要受什么惩罚，仲裁程序是什么样的，这些内容是好的。

　　但它规定了工作时间、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些就有点做过头了，搞得企业都不能解雇员工了，不能自由用工，就进入到德国模式、印度模式了，问题就会多起来。

　　(《劳动立法应划清政企责任》，王一江，1月13日《经济观察报》)

　　如果认为多立法、立严法，就能提升劳动者的利益，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和误导。

　　如果把《劳动合同法》与劳动者利益划等号，把对此法的实际效果进行讨论与反对保护劳动者利益划等号，这是两个概念上的混乱，这两个等号都是不成立的。

　　我们吁请对中小企业免除《劳动合同法》，是因为我们相信对中小企业实行此法不会提升最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反而会损害劳动者利益。

　　劳动法专家们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经济规律，忽视了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行的规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法律，很容易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我们提倡“体面的工作”，大家都希望所有劳动者都有体面的工作，但体面工作的前提是有工作，每年数百万劳动者连工作都找不到，还有什么体面的工作可谈？我们要考虑这个客观实际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才是为劳动者创造福利。

　　(《〈劳动合同法〉事关中小企业存活》，王一江，4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在幅员、人口、文化、地区、行业、企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方面，差异性都更加巨大。各类劳动者的情况、各类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这些因素，加上制度转型导致的复杂性，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避免处理问题时“一刀切”的做法。

　　“一刀切”的《劳动合同法》，对很多中小企业和很多劳动者，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这样做，对情况尤其复杂和多元化、多样化的中小企业来说，危害尤其大，劳动者也不一定欢迎。比如，你要给他买保险，有些人欢迎，有些人拒绝，有些人买了还要排队退保；你提倡稳定的就业关系，有些人欢迎，有些人说无所谓，我过完春节就没打算再来打工，或者明天就想换地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劳动合同法〉事关中小企业存活》，王一江，4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普遍贫穷，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是劳动者的最大敌人，由此造成的诸多问题，要通过劳动法来解决，其作用是有限的。

　　在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严重过剩的国家，劳动者就是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有没有《劳动合同法》，或再立100个这样的法，也无法根本改变劳动力严重过剩造成的诸多问题。

　　我个人对劳动合同的态度是，它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合同的长度，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但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谈判达成的合同，政府应该竭尽全力，努力维护和帮助双方落实执行。即使在落实执行上有困难，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态度明确，不遗余力予以执行。违反了双方自愿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欠薪，承诺不兑现，就是违反了基本的商业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劳动合同法〉事关中小企业存活》，王一江，4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劳动者谈判地位的强弱，首先还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者地位为什么很弱？因为人太多了，很容易被替代掉。任何事情不能提条件，你爱干不干，老板很容易找到替代你干活的人，你就强势不了。这几年东南沿海一旦出现民工荒，老板就会涨工资、改善条件，还有逢年过节用巴士送劳动者回家的，春节一过完巴士马上到村口接，希望你再回来工作。这就是供求关系决定强弱。

　　用立法或成立工会并不能整体地提升劳动者利益，只是提升了少数有工作的劳动者的利益，却更严重地损害了找不到工作的劳动者的利益。中国的劳动者中最可怜的是谁呢，是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没有什么知识、找工作非常难的人，这种立法让他们的利益受到非常大的损害。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劳动者的基本福利水平、工资水平、工作机会，这都不是法律能改变的。

　　(《劳动立法应划清政企责任》，王一江，1月13日《经济观察报》)

　　劳动者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利益，其"绝对底线"是什么时候都不能逾越的。一是要有人身安全的保证；二是要有工作、有收入、有饭吃；三是当劳动者失业了，或者因为年老、伤残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时候，不能生活完全没有着落，没饭吃，太贫困。

　　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第一个"绝对底线"，是非常必要的，但并非劳动者的所有利益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的。比如劳动者的第二个底线，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保证，是最有效的途径。而第三个底线，应该由国家承担起主要责任。在如何保护和提升劳动者的利益问题上，法律和市场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政府和企业各有其责，也各有其不为，不能过度立法，也不能把责任都放在企业。

　　劳动者的利益，还有一个相对底线，即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收入水平。我们希望劳动者收入的相对底线进一步上涨、不断上涨。我们也知道这个底线进一步上涨的主要途径，是尽快实现政府提出的充分就业的目标。

　　劳动者充分就业这个绝对底线越能很好保障，收入提高这个相对底线也就越有保障。对中小企业免除《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正是为了更快地实现充分就业，这是帮助劳动者收入的相对底线更快上升的最现实、有效的方法。

　　(《〈劳动合同法〉事关中小企业存活》，王一江，4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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