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再拖的变革

　　日本经济很强的时候，也是它最弱的时候。因为日本的很多问题被掩盖，而且需要转型的时候没有转型，没有真正实现国际化。

　　我认为政府支持企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去支持企业；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政府减税的方法支持企业发展。把钱留在企业的口袋，企业决定怎么花，与承接政府工程，效果完全不同：一个是培养了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另一个则使企业依赖政府。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利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格信号。资金的价格不能只从企业的角度考虑，还要从储蓄者的角度来看。利率实际上是在调节当前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的关系。给定将来消费的水平和当前的收入水平，利率越高，就越能够提高当前消费。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内需一直拉动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产阶层不敢消费。日本普通居民的投资也相当单一，85%以上的居民把钱存在银行里或买低利息国债，赚取很低的利息，甚至没有利息。人们要考虑退休后的生活，而他们在储蓄上的投资没有回报，因此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抑制了内需。如果银行存款利率相对比较高，居民就可以存款少一点，消费多一些。对于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存款利率，使得居民能对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和计划。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是曾倾向于海外投资，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美国做了很多国际化的投资，但是由于日本对国际化没有做好准备，人才缺乏，本身又没有培养出那么多的金融人才，所以效益也很差。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海外投资频频出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银行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损失最惨重的原因之一。再有，日本也缺乏吸引国外最好金融人才的文化。因此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很失败。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经济很强的时候，也是它最弱的时候。因为日本的很多问题被掩盖，而且需要转型的时候没有转型，没有真正实现国际化。它的国际化很狭隘，仅仅是在所谓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国际化，但它在金融领域根本没有准备好，而且在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也根本没有准备好。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目前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型，这将是一个非常痛苦与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将面临短痛和长痛的痛苦选择。中国要吸取日本政府的教训，必要的话应考虑牺牲目前的GDP增长，来换取结构转型，避免过度的政府刺激，搞成“杜冷丁”经济。

　　具体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第一要给企业大幅减税；第二要把企业推向市场，包括民营企业、跨国企业和上市公司。考虑中国特定的国情，我认为政府有必要救助企业，但是用什么方法救助——是用采取减税的方法，还是采取补贴的方法？其结果截然不同：一个是给企业做了规定动作，另一个则是让企业做主进行资源配置。市场经济就是让资源按需求与社会成本实现最优配置。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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