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大国经济要有大国的消费市场和内需市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因此，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这样的社会安全网，以改变最终消费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调整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至关重要。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建成，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都相继建立起这套体系。现在的中国，也许正是建立全覆盖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的良好机会。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 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会走上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6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1.9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重大掣肘，如何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大国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周期调整，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等渠道实施全球布局，获得了极佳的时机。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仅是缓解过剩外汇储备，置换贸易顺差的简单手段，更应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战略的核心。要充分利用目前丰富的外汇储备，由债权投资为主转向股权投资为主，一方面要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中国还没有经历全面的产业并购，例如钢铁行业的集中度远低于国际水平，前四大钢铁企业产量仅占市场的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50%-60%。因此，国内的资源密集型大企业存在进一步整合的空间。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的产业效益，也能减缓外部需求萎缩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稳妥地抓住近期国际资源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还能为中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即由“世界工厂”转为“世界资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经济成长的全面跨越。

　　当然，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展望2009，如果能够顺利完成上述三大转变，那可以预期，中国经济生态系统经过危机的洗礼将得到不断优化，并由此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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