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刺激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关注民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发展装备业大飞机之类基础工业等举措，大的方向都是要在经济上重新确立全球化条件下的 自主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总是最好的老师。好些事情在这场金融危机之后变得容易理解，比如，随着大量农民工因为沿海部分中小企业倒闭或停工而提前返乡，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下每个农民家庭所承包的那块田地对于改善民生、刺激内需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这一制度为以后农村土地改革所确立的边界，就变得清晰起来；随着这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周期性危机开始沉重打击那些严重依赖外需的领域，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内需、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就开始变成政府和企业的自觉意识；随着中国庞大外汇储备在此次危机中的尴尬充分显露，随着所谓中美“恐怖平衡”所含有的不平等关系的呈现，如何让中国经济体系摆脱对于欧美经济体系的依附性，中国金融体系如何确立自主性和扩大决策自由度，就自然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在更高的程度上“立”起来的重要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就是逐渐深入全球化、在应对全球化挑战过程中不断学习和重新致力于维护自主性的三十年。这个螺旋式前进的进程，也是改革初期就存在的自主性传统和全球化潮流之间不断对话、辩论和综合的过程。与此同时在中国内部，就民生问题、公平问题、激发内需问题等方面，社会平等诉求和资本自由发展之间也展开了长久的对话、辩论和综合的过程。中国在改革三十年间也因此经历了从“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发展共享”、“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转型。这种内部改革的转型进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而立”奠定了内部的自主性基础，这个基础最核心的含义在于，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全新条件下重新凝聚了社会大众对改革转型的共识。

　　目前正在进展中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最核心层面上提出了新的挑战。就全球化体系而言，中国与美国这一全球化中心之间的金融关系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如何既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顺利进展，又能改变中美金融关系结构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在更基本的层面上确立中国金融体系的自主性，降低依附性，已经成为考验中美双方对话合作智慧的中心问题。

　　而全球金融危机所揭示的现代困境，对中国、美国以及其他重要文明体的挑战更为根本。如果只认为这种现代困境不过是自由经济的一种周期性现象，不免过于冷漠而放弃对现代困境的深入观察。这种周期性危机，以及在危机过程中社会差距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冲突的急剧增多，并不能因为它是自由经济的危机就能够自然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其实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不断地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而且这些批判是现代发展保持健康的一个前提。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胜利的一方在它的对手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和活力；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式发展道路缺乏必要制约和失去方向有极大的关系。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活力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均衡，避免恶性的现代发展将人类拖入深渊，看来是个极难解答的难题。

　　在这种全球状况之下，重新打开文明发展的多元视野，重新认识和发现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就成为克服目前的全球性危机及其背后的文明危机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制度创新所包含的文明含义，显示出世界性的价值。中国并不隔绝于此次全球性危机，但是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目前的危机应对举措之中，包含了新的可能性。而中国发展道路所揭示的可能性，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给西方文明以方向(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界的辩论一直纠缠于究竟是西方文明救中国，还是中国文明救西方)，而在于这种以自主性为核心、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安排，可以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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