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翔

　　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对于人类探索现代之路的意义，恰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清晰呈现出来。从美国开始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现代资本社会的文明困境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已经深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并不在这一全球性危机之外，部分中国金融企业和那些严重依赖外需的企业同样在危机波及之列。不过，中国与那些陷入危机漩涡中的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表现，令全球各地的观察家更加关注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的建设实践是否正在开辟另一条现代性道路？

　　这场恰逢其会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自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共和国在即将告别第二个三十年之际，迎来了又一次必须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历史性时刻。

　　这一次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历史性时刻，则是将彻底告别面对西方的学徒心态，开始独立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难题，积极整合自身资源，自主探求应对之方。对于中国而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并不亚于20年前的苏东剧变。冷战时期两大霸权相继遭遇重大危机，意味着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成功模式，中国必须独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大国不一样的道路，才有能力相对游刃有余地应对这两次霸权危机的巨大冲击。从胡锦涛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基本方向，他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并不是说每个人活到三十岁就自然可以“立”起来，很多人到四十岁在人格上也未必能够自立。“三十而立”更强调的是，人到三十就应该“立”起来。能否真正自立，则要看有没有自立的自觉和意志，有没有自立的能力。一个30岁的普通人是从牙牙学语的婴儿成长而来，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30年共和国建设经验和近30年革命经验，执政党就已经有强大的政治意志和全球罕见的组织动员能力，并且已经凝聚了全民对于改革开放的高度共识。从这样的政治基础出发的改革开放，有其自主性和自主能力，这种自主性不仅蕴含在国家权力系统之中，更蕴含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意结构中，它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要讲“三十而立”，要重新强调自主性和自主能力，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必须进入经济全球化体系，而这种全球化体系以及各种非常强势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对国家主权和自主性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并不是中国一家遭遇的问题，而几乎是全球化体系中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拉美和非洲地区许多国家为自己对美国的依附性位置而深感苦恼(欧洲诸国和日本同样多少也有这类烦恼)，这些国家的知识界也曾就自己国家对美国的依附性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希望改变那种“国内企业从外国银行获得贷款，又将收益大部分存入外国银行，只有很少部分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但是非常困难。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有非常强的自主性资源，从而“三十而立”的基本要点在于，重新认识建国以来包括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自主经验，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确立自主的政治意志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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