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木銮

　　北京十位教授近期建议中国出台较重的燃油税，要求每升燃油税最低应该超过3元。这项建议不仅非常唐突，而且还十分无理。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不仅要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财政上的需要程度以及人民的接受度。而具体到新税种的开设或者征税额的增加，那更是需要考虑人民的接受度和推出的时机。开征燃油税的动议在1994年就已经提出。在1990年代末，燃油税曾数次进入全国人大讨论的议程，但是无功而返。归结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涉及裁员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政府，改革若伴随着大规模裁员，就面临着政治上是否可行的问题。而燃油税开征也是如此。二是涉及各方的收入增加和减少的问题。这其中，不仅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还涉及到交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利益。三是时机的选择。之所以燃油税迟迟无法出台，与国际油价运行的局势有关。及至今日，油价不断探底，中央才决定推行燃油税，应该说这个决定是比较合适的。可以预见的是，适度、较低的燃油税有助于新政策的实施。但是，十教授的建议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建议获采纳，将大大提高了新政实施的阻力。

　　之所以说是无理，就在于十教授的论点和论据都非常薄弱。首先，十教授提出的3-4元的燃油税没有任何科学的计算根据。十教授认为中国不能效仿美国所实施的低税额，原因就是我们不能效仿美国的生活方式。要知道，十教授中有好几个人是经常提倡效仿美国的。但是，一谈到燃油税的议题就莫名其妙地拒绝。一方面十教授赞同欧盟国家所谓的约每升6元人民币的燃油税；另一方面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零点几欧元的燃油税与三四元人民币的燃油税对两地人民有着极为不同的含义。就德国而言，柴油燃油税大约是0.47欧元，而无铅汽油是0.65欧元左右。而挪威国内的油价相对较低，而无铅汽油燃油税合1欧元左右。其中，农业用油是完全免税。我国的香港地区，柴油燃油税只有2.22港元，而一些环保型油更只有1.11港元。

　　其次，十教授忽略了社会不同用油用户的区别对待原则。对公共交通用途的车辆用油，香港是用政府让利的形式让司机和用户受益的。卖地收入是香港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加油站的地价往往是构成香港私人加油站油价高昂(并不是国际油价和税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政府主动免除公共交通用途专用加油站的土地出让金。如果内地不仅不给公共交通用途的车辆减负反而是加重负担，不管是从哪个层次来论证，都显得不是以人为本。

　　最后，以资源稀缺性来论证燃油税从重征收有致命弱点。可以很明确地说，如果以所谓资源稀缺性来征重税，那是开了一个恶例。以后政府可以以这个借口加重任何一项哪怕与资源仅有很小关联的资源、行为的税额。以一项小义来行大不义并不是明智之举！就像香港政府今年开始给每个用电户口每月补贴300港元，表面上是鼓励浪费，但是深层的道理却不是如此。而十教授的建议表面上是鼓励节约，背后却仅是简单的冲动和无知。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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