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又给美国政府印钞票、搞通胀施加了压力。

　　向松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印钞票也不管用，比如说麦道夫这个案子出来之后，美国政府是没有精力去救他的，会让麦道夫这个事兜底，美国民众也不会答应，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这个问题给人们敲响的警钟绝不亚于雷曼出的问题，究竟我们的金融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衍生工具要不要做？比如说对冲基金和其他的衍生工具让人眼花缭乱，外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些基金要不要发展。我个人长期反对发展这种衍生工具，有人说衍生工具要发展，但要加上监管。美国已经搞了几十年，谁能够监管？格力斯通在他的传记里说过：“我们美联储的官员也是人，我们连华尔街搞的这些衍生工具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怎么去监管它？”我觉得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警钟。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你发展这些衍生工具，如此复杂的交给我弄，对创造真实财富、改善人们根本生活是一种帮助吗？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麦道夫，没有这些华尔街的衍生工具，世界会变得更坏还是更美好？

　　主持人：这是个哲学的高度。

　　向松柞：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60、70年代以前实际上没有这些东西的，经济增长也很快。

　　主持人：对中国的金融策略来说是不是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看到可怕的案件或者黑洞，就停止我们金融创新或者金融开放的步伐。另一方面确实要去思考，如果我们监管不了，宁可不创新或者晚一些创新，直到确认有这种监管能力和机制的时候再去推陈出新。

　　向松柞：麦道夫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出来之后，讲这个话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因为华尔街出现问题就停止金融创新的步伐，这个话讲得已经没有意义了。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全面检讨，华尔街究竟哪方面出现问题？金融创新哪方面能创造，哪方面不能创造。金融创新出来以后，监管部门有没有能力去监管。格力斯通讲得很清楚，监管部门的也是人，他们的聪明程度，他们的经验，他们对市场的了解远远不如实际操作的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过去也在金融部门工作过，金融部门的人怎么监管？你如果不能监管，这个事干脆不让他们做。最根本的问题发展衍生工具，跟我们真实的经济增长有没有根本的关系？这是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这个问题现在做出定论还为时过早，中国的金融从业者或者监管人员，首先还是要把华尔街这场金融悲剧停止，因为中国很多的金融从业人员更多是隔岸观火，对这场危机的成因，对非常复杂的模型，还没有完全的从理论上、从实践上彻底的认识到这点。

　　向松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其实你看历史很简单，特别是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经济是高速增长的，特别是日本、美国、德国都是经济高速增长，50 年代的GDP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70年代以后，50年代到70年代没有什么衍生工具，外国经济也没有。现在我们的外部交易、衍生工具已经是天文数字，比如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全球金融风暴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因为这个武器爆炸了，把全球的金融体系炸毁了。给经济学家提出了非常严峻的问题，衍生工具、对冲基金这些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对真实的经济增长有没有帮助？

　　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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