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引人关注。会议描画了明年中国经济的五大政策，五指成拳，以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寒流与国内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很多媒体注意到，会议引人注目地提出，要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必须“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个逻辑让人温暖，也让人欣慰——只有真正做到科学与民

　　主的决策，才能凝聚起十三亿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唯有凝聚起十三亿人的向心力，困境方能一一化解，难题将会一一拿下。

　　“三问”的提出，并不始于今日，已经有了多种注脚。有观点说，“三问”的核心，是“问需”。想来这是循着这样的思路：了解百姓的需要，才好定计，才好施政。理固然不错，但轻忽了第一问“问政于民”的振聋发聩。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微观的、在操作层面的与百姓沟通。而“问政于民”，则是更为宏观的民主施政原则。把这一“问”，和温家宝总理常说的“知政失者在草野”相联系，方豁然开朗——唯有“问政于民”，才能知晓政府得失，才能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和方向。因此，问政于民，是党和政府工作的试金石。而“问政”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仅是民生需要，也不仅仅是应对具体困难或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也包括了人民群众对大政方针、党风政风，对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得失研判。

　　事实上，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出台的五大政策，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重要成果。中央政治局的九位常委，在会前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基层，一些与当前经济形势关联度高的省市，更是频繁往访，目的就是实践“三问”原则，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有了广集民智之后出台的宏观政策，在执行阶段，仍要将“三问”原则贯彻到底，毕竟，人民群众本来就是参政议政的真正主体。有了“三问”，不单能丰富工作思路，还能看出实际操作有没有走样，有没有把好经念坏的“歪嘴和尚”。

　　从80年代党的十三大提出“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让人民讨论”；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再到今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从此，“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有了法律依据；直至最近倡导“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从“两让”，到“四权”，再到“三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决策层对民主政治、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的反复强调。这一强调的力度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崭新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当年的“让”字，还有些被动公开的含意，如今的“四权”和“三问”，人民群众作为民主政治主体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而党和政府作为公仆的角色意识，也越来越强。

　　这些民主政治的新气象，正出自被决策层郑重奉为执政宗旨的“以人为本”四字。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凡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都要竭尽全力去做；凡是失民心、背民意的问题，都要雷厉风行去改。”那么，如何知道是否“得民心，顺民意”？“三问”，指出了工作的路径和方法。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证明了，凡做到“三问”的，我们的事业就大踏步前行，人民群众就全力支持。凡是不屑“三问”的地方，就会民怨不断，事业停滞甚至倒退。

　　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经济危机考验，一道道难关等待着我们去闯。有媒体称，“三问”的提出，体现了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科学民主决策。这话其实有失偏颇，科学民主的决策，并非困难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施政原则。固然在困难时期坚持“三问”，可以背靠人民群众的坚实后盾力闯难关，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四权”与“三问”，都不可偏废，不可闲置。

　　只要切实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将百姓疾苦看作头等大事，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得民心，顺民意，执政基础才会稳如泰山，再大的难关，我们也能闯得过去。(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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