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大多数原罪，就是层出不穷的不合理的法律、政策所致。所以，这与其说是私人企业家的原罪，不如说是权力的原罪，企业家的违法行为在很多时候是迫不得已的。最初，他们很可能只是采取违法方式，甚至包括贿赂，目的是躲避不合理的管制，实现正常的市场进入。但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可以更进一步利用金钱构造一个权力保护网，获得某种特殊照顾或垄断权，从而谋取超常规利润。这个时候，企业家就从迫不得已的制度受害者，变成有意识的特权分利者。

　　这之后，商人的行为模式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由于已经收买了官员，法律、政策对他来说已经形同虚设。他相信，有权力保护，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即便不保护自己，也可以用金钱摆平一切。他们开始放纵自己。这会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不公平地对待交易伙伴，黄光裕对供货商的条件似乎就是十分苛刻。比如，行为短期化，热衷于投机行为，追求财富的超常规增长，追求企业的超常规扩张。

　　从很多民营企业家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大致相同的故事。面对不合理的管制制度，他们被迫收买官员。进而，他们发现了贿赂的收益很大，便主动地在官员身上加大投资，为自己购买某种特权。特权腐蚀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心态、行为模式都开始发生变化，开始肆无忌惮地违法，并且肆无忌惮地伤害交易伙伴甚至第三方，最终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终结这场游戏。

　　这是民营企业家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民营企业的发育乃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他领域转型的基础。然而，民营企业的发育始终面临十分不利的制度环境，政府不合理的管制，垄断企业的挤压等。民营企业家的行为扭曲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扭曲的行为是民营企业家在给定的政经环境下唯一合理的选择。

　　姜汝祥：国美危机考验中国式放权

　　中国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就像中国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西方式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黄光裕被调查事件”传出后，大家立刻把目光放在国美7人决策小组上，有观点认为黄早已培养出一个成熟的管理团队，因此此次事件不会对国美产生太大影响。那么事实是否真会如此？

　　说黄光裕已经培养出一个成熟的管理团队，证据之一就是黄在国美早已“放权”，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误解。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就像中国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西方式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西方式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中，父母帮助孩子自立，在这过程中，需要互相的训练和配合，甚至需要经历双方斗争博弈。

　　我们再看黄光裕的“放权”，就懂得这只不过是中国式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黄光裕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退出日常管理不过是一种“业务性”的退出，而不是治理结构意义上的退出。这种退出的特点是，要么不管，要管就是一杆子插到底。这种模式下的黄光裕，在公司的真正角色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黄光裕并没有真正对职业经理人建立起“成人般”的尊重，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意义上的“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合作”，7人决策小组不过是他的执行工具而已。

　　事实上，这种磨砺过程在联想、在万科也发生过，只不过不同的是，王石、柳传志最后选择了真正的机制性的退出。严格意义上讲，我认为国内如果有哪家公司老板出事，而公司一定不会倒，那只有两家，一家是万科，一家是联想。

　　其实我们只要做简单的对比，就会发现国美的职业管理体系的软肋，从性质上讲，国美是一个“超级”大卖场连锁体系，这种体系的职业化标志，是它的自我管理体系的成功或成熟。以沃尔玛为例，它有一整套的利益分享系统，例如，很多年前其店长、员工就实现了持股，它有一套通过早会、晚会、周会、月会等分享市场信息与管理的平台。在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大卖场体系，没有员工与基层的自我管理体系，职业体系从何而来？而这恰恰是黄光裕这一批企业家的软肋，第一他们不相信员工可以自我管理，第二他们也不会让职业经理人这样去“夺他自己的权”。

　　我们这些年来也在一直呼吁，企业家们要对历史负责，对企业的未来负责，要问问自己“如果我只有3天时间，我留给企业什么？”以退为进，从死悟生，这样才能真正懂得，培养职业经理人，培养职业化员工，才是企业走向成熟的标志。(吴晓燕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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