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些设想

　　居民收入的提高对于促进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所以应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还可以提高，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比例不高，仅为7%，但对一部分中低收入的城镇居民来说，提高纳税的起征点，就等于增加了收入，对促进消费仍是有利的。

　　我国消费率低的另一面就是储蓄率高，差不多占收入的50%。人们不愿消费而喜欢储蓄，这其中既有文化、历史的原因，也有居民的现实考量。目前社会保险体制不完全，覆盖面狭窄，子女的教育支出也较大，为了应付未来可能的支出，为了积钱购买住房，有一部分居民就减少了现期的消费。

　　所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将会缓解人们的后顾之忧，增加消费的动因。例如我国台湾省实行了全民保险，被保人口从1994年的57%增加到1998年的97%，由于家庭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以前没有医保的家庭平均支出增加超过4%，考虑到以前未参保人口几乎占到全部人口的一半，可见释放出来的消费能力是巨大的。这次扩大内需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还特别提出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廉租房可以实物配租和现金补助相结合。政府可以以公共财政资金购买小面积的住房，租给城市困难家庭。另外，建议可以试点搞“先租后买”，即允许在一定期限内以累计的已付租金作为首付款来购买所住的房屋。解决了这部分群众的居住问题，同样也会释放一定的消费能力。

　　最近，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因工厂倒闭或裁员，出现了农民工的返乡潮。与此相伴的是，出现了农民工退保潮，即农民工将退休账户中个人所缴纳的部分取出，同时账户失效，以后无法享受退休保障金。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退休账户中还有企业为他们缴纳的一部分，现在都归地方政府了。我建议，农民工取款的账户应冻结，待跨省市、跨地区转保的办法出台后，允许留在原账户中的资金转到他们新的账户中。

　　要鼓励创业，因为群众创业也是一个扩大就业面，进而提高整个社会收入的有效途径。而为鼓励创业，应简化设立公司的步骤，我国成立公司的普通企业审批制度应改为报备制，对于大部分服务性行业来说，注册金是否有必要，应考虑。同时，鼓励群众积极创业也将满足各种消费需要。现在各种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层出不穷，为更好的满足这部分消费需求，应打破各种行政垄断，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更多领域。

　　十七大提出要让人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就城镇居民而言，财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和房产。房产除了自住需求外，也可以用来租赁获得租金收入。所以拥有自住以外的房产不是坏事。如果所有的人都只能拥有自住的房产，那么哪有可能有房屋租赁市场？而跨国、跨地区的劳动力移动则需要有这样一个市场。

　　农村情况就复杂一点了，房屋是自己的，但租赁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农村的农业用地是集体所有，农业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个人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这种收益有别于农民的劳动收入，且称它为准资产性收入吧。农业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已有二十多年了，但流转的土地比例很低，只有4%。特别是农民究竟从中得到多少收益？尽管这几年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但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的差距达到历史最高点：3.33比1，这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目前，林地的经营权是可以用来抵押的，但农业用地则不行。据说，原因是林地是生产资料，而农地则是生活资料，如农民因抵押而失去农地经营权，则无法生活。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且不说定义上的问题，若按照这种说法，那为什么不将农业用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允许责任田可以用作抵押呢？农地经营权大规模流转的话，一定会遇到融资的问题，农地经营权的抵押是解决融资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让农民真正从农地经营权的流转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则是解决三农问题、进而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作者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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