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问及他们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说不是没有影响，但是还能扛得住。我们这次风云变幻、大起大落的局面更大比例的是因为受到了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全球的大宗产品需求下降和经济预期悲观有关。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这种以外需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非常脆弱。比方说我们的钢铁产业，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过一次产能过剩的调整。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而没有调整到位，现在扩大到6亿吨的钢铁产能。这种依靠外部环境的发展模式，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显示了它巨大的脆弱性，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的结论就是有投资和外需驱动的增长模式是非常脆弱的，是不能持续的。

　　中国的经济数字在这样大起大落，我们的预测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上半年的时候，很多人预测是两位数，或9%、8%之类的。到了下半年，通通回落到了7%以下，甚至出现了5%或4%等，这是很恐怖是事情。所以也就有了后面我们政策的变化。

　　四万亿元的资金投放，加上其他的投资形式，力度是很大的。我们政策的目的就是扭转人们心中的悲观情绪，以及改变企业和银行在这种悲观情绪下的行为。改变企业审慎投资的行为，以政府的投资来激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要加上政策的变量。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有很强的经济干预能力，调动资源的能力非常强。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到底该怎么样保增长？还能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来维持经济增长吗？我们1998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在世界156个国家中，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中国排名第二，如果在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选择的话，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但这种方式毕竟是不可持续的，要时刻保持警惕，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靠这种方式维持增长。

　　就连日本和韩国在高增长的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没有我们现在的高，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高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我们能靠房地产的增长来维持吗？我们的房地产占GDP的10%，这个数字实在太高了，风险很大，一系列的数字表明，资源集中于房地产是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出口扩张已经过高，现在靠出口来保增长无疑是行不通的。我们这次的剧变，主要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表明我们不可能依靠外需来刺激增长。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保持在什么数字是合适的呢？各家说法不一，我认为要保证基本就业率，我们的经济增长就需要保持在8%。

　　我们这次要利用这个机会把短期的增长和长期的发展衔接起来，中央政府的计划中有6.5%要用在和民生与消费相关的投资，3.5%用于铁路和公路等基础建设投资。但是现在执行的情况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相反的，因为固定资产的投资是见效快的，可以直接加入到GDP的核算中，而关于民生和消费的部分则需要时间才能见效。地方政府更偏重于这种见效快的投资。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敢去消费呢？因为他们现在有后顾之忧，没有建立健全社保体系，儿女的学费、自己的养老、医疗等都是困扰人们的问题。要从心理上改变人民的预期，改变价值体系，增加居民的收入，特别是对消费潜力很大的农村居民。

　　我们有7亿农民，就算除掉4亿农民工还有4亿，这是一个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消费人群。如果农民的收入增长高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他们就可以把钱用来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电产品，这样就拉动了家电行业的增长，家电行业对钢铁等材料的需求又可以拉动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用电量也会相应地增大。这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不知道官员为什么不愿意做。

　　我认为我们应该变危机为机遇，利用这次机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量不要再用投资拉动的形式，因为如果弄不好就会出现2004年的情形，这样就又要来一次宏观调控了。我认为，我们这次尽管受到了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内需空间可以发掘，我们政府动用资源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我们是可以变危机为机遇的。

　　我们过去实行的防止经济过热、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要说有缺陷就是执行的力度不够坚决，导致未能有效遏制机构恶化。我认为，我们要考虑内需客户不同的消费群体，按照他们不同的档次、不同的追求风格，来创造需求。那么明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8％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应该争取保持在9%的增长速度。

　　（本文来自11月28日交通大学主办《全球金融风暴下的中国企业对策大型报告会》作者发言稿，本报实习生毕成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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