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政府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去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以压低要素价格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扭曲。经济结构的优化，内生的技术进步，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还只停留在纸面上。

　　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尽快破除制约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政府不能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不能任意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但要尽力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保护产权和合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如果能够通过完善法治，强化责任政府，营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则今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一些突出矛盾将会迎刃而解。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短板”，以高水平自主创新打破上游企业的技术锁定。积极鼓励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低能耗节能型工业的发展，运用高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将此前以高能耗、低附加值为主要特色的传统工业改造成为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切实提高投资效率。

　　镜鉴往昔教训，对症下药，重塑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政府亟须将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当前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思维，建立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从而保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以此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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