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观察家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依靠减税、退税、降息、扩大内需等几个药方就可以解决的。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更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全球经济周期因为实体经济跟着金融危机“跳水”而可能步入寒冷冬天的关键时刻，中国连续祭出财政与货币政策大旗，彰显决策层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心。而放在全球范围观察，中国的行动表明：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中国正在竭力避免世界经济走向全面衰退。

　　但是，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降息尽管可以释放流动性、降低企业成本、提振市场信心，但始终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推手之一，过分夸大降息的作用难免短视。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观察，中国无法隔离于全球性衰退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实难避免。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部分产业经历较为困难的调整期，也是此轮全球经济周期的必然反映。因此，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是依靠减税、退税、降息、扩大内需等几个药方就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问题的。

　　30年来，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加上对出口的偏好，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尽管在2007年取得的11.4%的经济增长率中，消费以4.4%的贡献率首次压过投资的4.3%。但数据显示，经济的投资倚重一直过高，日本即便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没有超过35%。相形之下，中国多年来的投资比重高达45%，而欧美国家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一般为3:1。在经济内部失衡的同时，外部失衡也未能幸免。对出口的过分偏好尽管换来了巨额的外贸顺差，但由此引致的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出口产品的贱卖以及对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破坏等负效应，其实一点也不比显性的收益小。所以，在繁荣景象背后，在外商对中国投资趋之若鹜的喜人形势背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惜寅吃卯粮的投资与生产狂热。以此来看，今天，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因此，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更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即便在今天，中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依然只有40%，只是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发达城市，科技贡献率超过了50%，广大西部地区还不到30%。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20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应达到60%。而在效率低下、“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另一方面，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投资增速不快或不足，能带动产业升级的一些标志性、战略性产业和技术装备工业，如汽车、飞机、船舶制造工业、精细化工，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增长不尽如人意，技术改造投资增长低于整个社会固定投资增长速度。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