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抉择难度空前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绳子作用——拉时有力，推时却无力。

　　持续了21个月的负利率局面实际上已削弱了居民对央行实现其通胀控制目标的信任度，而金融环境的变化，又使得央行直接干预资金配置的后果日趋复杂，出现了伴随CPI的回落对于放松信贷额度呼声不断增加的局面（今年前三季度新增贷款已累计达3.48万亿，占央行年初计划的96%），进而造成国内收益率曲线的失真，进一步影响了资金的配置效率，这对于通胀预期的稳定是十分不利的。

　　面对当前经济的众多不确定性，可以说后期政策的抉择比前期将更加困难。因为经济过热之下通过持续紧缩来控制通胀，远比经济减速条件下通胀的控制容易得多，所以当今年2月份CPI冲到8.7%时，决策层毫不犹豫地采取一揽子紧缩措施短时间内刹住了通胀的缰绳。现在的问题则变成了一方面要固守经济增长的底线，使得就业不出现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要防止通胀的反复。因此，就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可以维持通胀与经济增长的正常关系，实际可以理解为实现不了“高增长、低通胀”，那么就退而求其次来“高增长、高通胀”，但在目前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不十分完善的环境下，社会对于“高通胀”的承受力是不是能够被“高增长”所提升，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其带来的风险则是不容许通过试错的方式来进行压力测试的。

　　况且，以结构调整为核心内容的经济转型又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经济运行的能耗方式、环境标准、资金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等诸多方面不断完善，而这些方面无疑也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再次平衡的核心内容，但也对后期通胀能否回落至全社会认可程度构成不确定因素。

　　十七届三中全会公告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而在实现“三稳”（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目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量30年的改革成果将以怎样一种方式来获得考验，而下一个30年我们的发展着力点又应该如何谋划？特别是在危机过后我们的生产力布局究竟需要作怎样的调整。因此，笔者在本文的最后想说的就是，在当前处理控通胀和保增长的关系时，在如何灵活搭配货币、财政以及产业等政策组合时，切不可忘了通胀这一重要经济语境，因为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要好得多。

　　作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持续近60年的无纪律的美元体系走到最危急的时刻，但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救急不救穷”的注资救市行为，却有可能为未来埋下更为严重的通胀引信。

　　在当前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已经成为宏观管理层的工作重点之际，在灵活搭配货币、财政以及产业等政策组合时，我们也切不可忽视通胀这一重要经济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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