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刘俊海也对记者强调说:“公司良治的重要标志就是弘扬股权文化，尊重股东价值。凡是贬损股东价值、侵害股东合法权益的上市公司，都不可能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有些公司标榜自己重视投资者关系，并在网站上虚情假意地开设投资者关系栏目，但未受到投资者的认同。有些公司虽然资本规模和经营规模庞大，但由于偏离了股权文化而被投资者抛弃，进而丧失了竞争力。”

　　“股权文化”的不成熟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的问题，在我国中小投资者中也普遍没有形成一种“股东身份意识”的共识。这一点可在称呼上管窥一斑:中国的投资者常称自己为“股民”，而只有在自己所购买的股票大幅亏损，而被迫长期持有的情况下才改称“股东”，并且，这部分人还要遭受同类投资者的嘲笑——这正是民间有所谓“股民不做做股东”说法的由来。

　　于是，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中小股东只投资，却从不参加股东大会，也可以解释为何会有一些人各买一百股去“劫掠”股东大会的行为，根子上在于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严肃的股东，不知道所谓“股东身份”的权益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这无疑令我们感到无奈。

　　绳索三:法制

　　从法制的脉络上看，我国关于股东大会的法制建设仍然颇有问题。可能与许多人的感受相反，这种问题不在于相关的法律缺失，而恰恰在于法律过剩。2006年1月1日，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正式实施。同时为了推动“两法”实施，中国证监会先后制定了一些重要法规或者是修订了重要法规，包括《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几十套法规。和拥有《萨·奥法案》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了，而且更加严格。

　　对此，鲁桐对记者表示说:“考虑到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很健全了，关键问题还在于实施和贯彻。”而刘俊海也说:“新《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对于股东大会的顺利运转规定了相应的行为准则。但从整体来看，中小股东参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还很不够。不仅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现场的中小股东不多，即便是股东年会会议上的中小股东也不多。”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关法制有模糊的地方，这直接导致了许多乱象有了滋生的土壤。如使用网络投票还是现场投票的问题，据《公司法》原则上是由企业自行决定的，这与《上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有冲突。再如现场是使用累计投票还是直接投票方式的问题，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32条规定“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而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条的规定“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两者都未规定当控股权不到30%的情况该如何处理，这也间接促成了国美与三联间的争议。这些潜伏在法规中的模糊之处常常被利用来充当各大股东之间利益争夺的武器，在原本沉闷的股东大会中上演一出又一出的闹剧。

　　绳索四:社会因素

　　从社会因素的脉络上看，整个国家信任体系的脆弱，普通国民与企业家阶层内心深处的情感敌对，公众舆论的激进方式等问题更加深了股东与上市公司高管之间的误解与矛盾，几乎湮灭了形成伯克希尔那般股东与董事会的和谐气氛，从而有一年一度“股东盛会”的可能。

　　这种不信任的责任是双方的，绝不能单方面推诿在所谓的我国中小股东的“无知与目光短浅”之上。一味地指责中小投资者的短期目光与不理解，这是任何成熟市场所不能容忍的蛮横行为。而这些在中国，则都源起于中国企业家骨子里所流淌着的精英文化的血液，却少有西方职业经理人的那种信托责任感。股东大会的许多问题表面上是资本市场和股东大会制度不成熟的表现，深层次里却反映出了一股我国普通百姓与企业家阶层之间情感敌对的社会氛围。这种敌对源于现时双方理性沟通渠道的缺失，如王石的“捐款门”所引发的社会各方面几乎同向的挞伐之声，更缘于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不均，小部分人获得了大部分的收益，这使得普通民众心中潜移默化地有了“反精英、反企业家、反特权阶层”的情感纠结。

　　客观地讲，在我国大部分的股东大会中，“公司治理、文化、法治、社会因素”这四根绳索仍然束缚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企业的大股东、二股东以及中小股东们都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与基本的和谐。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局面是脆弱和易变的，尤其在牛市中，所有人的利益都水涨船高，哪一根绳索有松动也不会有人注意;而一旦转为熊市，所有人的利益皆跌入谷底，所有丑陋的利益争夺都会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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