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的惩罚

　　在美国电影《华尔街》中有句台词：“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

　　这一次，华尔街终于为这种“伟大的贪婪”付出代价。抛开资产减记、次级贷款、CDO、衍生金融工具这些商业词汇，我们把视角放在危机的另一面：人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领导力的衰退。在沃顿商学院看来，华尔街过度专注于个人财务目标，是领导力衰败的根源，而领导力的衰败震撼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不过，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梅建平给美国政府救市团队的领导力打了“A”分。

　　领导力衰退加速了华尔街的倒塌

　　文 ｜ 沃顿商学院

　　美国国际集团(AIG)、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以及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要想活命，需要政府的救助或者接管。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了，美林(Merrill Lynch)被卖给了他人。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们认为，公司令人震惊地相继倒塌，显示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领导力的大规模溃败。这些麻烦重重的机构的高管们，在提升绩效以及提高自身薪酬水平的征战中，可能忽略了或者未能认识到自己的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水平。而当市场变得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所领导的那些庞大机构便轰然坍塌了。

　　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认为，这种领导力的衰退，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公司开始专注于将对执行官的激励与股东的利益统一起来。他认为，在管理中，以牺牲公司整体的最佳利益为代价，过度专注于个人财务目标，是领导力衰败的根源，而领导力的衰败震撼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

　　“我们应该开始思考这种方式是否真正有效的问题了。”卡普利说，“这种激励方式似乎对负责人颇为受用，但是，对公司也确实有效吗？这种方式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当然并不灵验。股东和那些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管们陷入了麻烦，不过，他们的麻烦正在以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弥散到经济生活中。”

　　苛刻的管理者，狭窄的视野

　　卡普利认为，很多华尔街经理人索性选择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他说，有些经理人确信，只要自己聘到了聪明的人，并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提供优厚的奖金激励，那么，公司管理自会“水到渠成”的。

　　卡普利曾对在金融领域，尤其是在投资银行领域工作过的MBA毕业生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领域的经理人表现得尤其无情而且低效。这些经理人很少提供反馈，他们希望员工长时间呆在办公室里，即使员工的工作并没有效能，而且还会破坏员工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长时间的工作掩盖了在管理上缺乏纪律和计划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用奖金摆平，很多很多问题都这么处理，根据个人的绩效表现来处理。”卡普利在最近的《人力资源高管》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为取得个人的目标不惜冒险，哪怕这么做会将其他人或者整个公司置于危险境地，人们似乎广为接受这种做派。掩盖失败成了行为标准。”

　　沃顿的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谈到，高层管理者往往狭隘地专注于有关自己公司的问题，而对那些在本行业中发生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而那些问题与整个金融服务业和银行业更为广泛的问题的联系极为紧密。这些行业的所有人，都应该更好地适应正在慢慢迫近的危机和道德问题。”他说。

　　尽管复杂的证券化过程让人们很难确定资产的真正价值，不过，从行业外来看，人们或许很容易看出，住房价格已经过度膨胀了。“警钟早就该敲响了。”唐纳森说，“但是，在很多大型机构中，问题一直在慢慢积累，企业内部的人也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没想到最终会发生突变。”他指出，让经纪公司为自己承销的证券提供研究报告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迟早会出问题的早期警示。

　　唐纳森谈到，很多公司一直在低估纵容“公司水门事件”丑闻对公司声誉的恶劣影响而使自己遭受的损失。“每年，公司因为声誉受损而遭受的损失，都比因为违规遭受的罚款和在诉讼问题上遭受的损失更多——尽管近年来有些公司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威胁。”

　　他预测说：“你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下一个重大道德灾难降临到头上的公司，一定也是大部分董事和高管层所没有重视这些问题的公司。”“这也是保持更高的警惕，并设定有关的程序——尤其是在高管层——允许让人们谈论那些很难谈论的事情的理由所在。”

　　领导力面临的挑战

　　卡普利认为，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当公司走向非法的方向或者缺乏责任感的方向时，往往需要董事会为公司的方向进行修正。但是，他谈到，这种情形很少出现，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董事会成员是“老兵”时——执行官的薪酬与股价挂钩政策实施之前的“老兵”——才会出现这种情形。他们更倾向于确认并指出“现在正在发生的特有问题”。但是，他对新一代商业领导者——在过去10年内走进职场，而且更喜欢团队作战的领导者——也充满希望。他们不会只是因为竞争对手在这么做，就让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将整个企业推向风险更大的境地。卡普利将这种思维方式归功于教育体系因应企业的要求所发生的变革，企业要求更多的人能以团队的形式共同攻克复杂问题。“现在，人们谈论基于团队的系统、成果和奖励挂钩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是一个群体而不是某个人承担责任——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安然公司(Enron)的倒塌和其他企业的丑闻爆出之后，会计行业也开始采取了某些遏止道德问题的行动。很多机构为员工建立了匿名热线，以便他们反映这类问题。不过，唐纳森还谈到，有些确实会造成公司失败的问题实在是太明显了，根本无需借助秘密热线。比如，整个会计行业都曾经以掩盖收入的逃税方式获得好处。“这类事情，就是高管层召集管理会议时，虽然觉得如芒在背却并不想谈论的事情。”他说，“通常，已经有很多的钱被塞进了腰包。”

　　唐纳森曾帮助某些公司开发了这样的系统：指定一位受人信赖的资深总经理担任员工的“传声筒”，这些员工并不想以公开的活动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承担冒险，不过他们对广义的非道德行为表示关切。很多机构都有“调查员”，但是，他们在公司中的级别往往较低。唐纳森建议，为了评估以及防范公司声誉遭到损害的潜在风险，公司应该指定一位资深经理，能够进行这样的对话。

　　唐纳森提出忠告说，美国的企业界应该知道，企业中存在这样一个新几内亚语称之为“Mokita”的现象，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对事实心知肚明，但一致同意不说出去的现象。“就次级贷款和让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企业遭受重创的很多其他问题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Mokita。”

　　严峻的道德风险

　　沃顿的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埃里克·奥兹(Eric Orts)对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深表担忧，当政府救助金融服务公司，以阻止经济灾难的扩散时，道德风险便随之产生。这种救助可能会促进领导力的衰退，“因为对高效的组织而言，只有允许自己修正错误而且对错误和管理不善给予惩处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而目前，政府的某些大规模救助措施，则为未来树立了有害的先例。”他坦承，为阻止金融系统的全面崩溃，有些救助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是，采取这些极端措施的必要性也清楚地表明了：为了降低纳税人的长期经济风险，必须对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了。

　　唐纳森认为，更好的法规才是惟一的解决方案。他说：“令人遗憾的是，通常情况下，法规总是落后于行业实践。”他预测，没有受到有效监管的对冲基金行业，可能会给经济系统造成下一个重大难题。“可能需要一两个大型对冲基金崩溃之后，国会才会出台法规予以干预。”然而，紧随大量会计丑闻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引发了新难题。“解决方案是让对冲基金行业自行监管。”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步呢？“那就意味着要提出需要提出尖锐的通常不会问及的问题。”唐纳森说。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公共使命与私有使命的混合，可能促进了这些公司特有的领导力问题的形成。“像房利美和房地美这类的准公用事业私有组织在扮演双重角色时——一个角色是提高人们以抵押贷款购买住房的能力，另一个角色是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让股东的价值最大化——会困难重重。” 奥兹说。

　　与此同时，抵押贷款领域内部的压力，加剧了房利美和房地美所扮演的两种角色之间的分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似乎可以使它们摆脱不健全法规的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增加利润的压力，促使它们承担了过多的金融风险，而不是谨慎地从事银行业务。”他补充说，回顾过去，为鼓励房利美和房地美之间的竞争而制定的法规，让它们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法规增加了这些实体——并不是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实体的压力。奥兹谈到，领导者们或者不明白，或者无力平衡这种“公共-私有混合体”的目标。“为了让他们专注于一个清楚的使命，或许，在‘公共’组织和‘私有’组织之间划定一个清楚的界线是更明智的选择。”

　　唐纳森指出，过去10年来，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说客”身上花费了1.5亿美元，这一事实显示了滋生于组织结构的另一个领导力问题。“对一个政府机构来说，这种行为完全是不恰当的，然而，考虑到企业的模式已经确立，对领导者来说，游说议员应该是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尽管可能没有达到非政府机构的那种程度。”

　　纽约独立股票研究机构Portales Partners的加里·戈登(Gary Gordon)，一直在跟踪研究房利美和房地美，他说，最近已经给整个金融服务领域带来诸多问题的住房价格泡沫，加剧了房利美和房地美领导力的衰败。尽管资产泡沫是普遍现象——从郁金香，到互联网公司股票——不过，房地产泡沫更难被刺破，因为住房价格的膨胀，已经让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很多美国人从中得到了好处。“我不确定，你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系统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你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当所有人都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但还是会有人吹响警笛叫停。”

　　瑞士信贷分析师莫什·奥伦巴(Moshe Orenbuch)一直在跟踪抵押贷款行业，他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所承受的压力，与某些私有抵押贷款机构和其他行业的某些公司所承受的压力一样，那些压力迫使它们重申与衍生品相关的收入。为了实现自己的公共使命，当信用市场的运作在2007年失灵以后，房利美和房地美依然还在不断发放贷款，从而使它们在这个市场中占有了更大的份额，同时，问题贷款也日益增多。“如果你不是以严格的标准来获取市场份额，那么，你肯定会大手大脚。”奥伦巴说。

　　近年来，就政府担保的住房贷款出借机构的管理问题，监管者确实曾提出过质疑。2006年，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财务健康的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简称OFHEO)，发布了一份报告，描述了房利美的自大和缺乏职业道德的文化，在1998年到2004年间，为了让高管们得到更高的奖金额，房利美的员工蓄意篡改收入数字。这份报告发布时担任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主任的詹姆斯·洛克哈特(James Lockhart)说：“我们在检查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环境——用结果证明手段的正当。高管层操纵会计账目，攫取本不应该得到的最大奖金额，同时，不让外界了解实情。他们拉拢内部审计人员，阻挠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的审查。”

　　沃顿商学院前院长、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院长的罗伯特·米特尔施泰特(Robert Mittelstaedt)谈到，如果公司无视类似房利美和房地美那些问题的早期信号，那么，它们便会陷入可怕的困境。“这些警示信号会不断涌现出来，某些时候，必须由组织中的某个人及时指出：‘这么做感觉不对。’这是个常见的错误。”

　　许小年：钱多惹的祸

　　文 ｜ 王春梅

　　“这场金融危机的总源头是美联储，始作俑者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毫不客气地说，“次贷来源于‘9·11’之后，美联储把过低的利率保持了过长的时间。所以今天格林斯潘说‘美国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百年不遇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您本人。”

　　许小年提出，一切都是钱多惹的祸，当务之急是要监管“监管者”。美国之所以放出这么多的衍生品，都是因为钱太多了，流动性过剩，银行拿这么多钱、保险公司拿这么多钱，总要寻求回报，于是就进入了以前从未进入的领域，承担更高的风险，获得更高的回报。

　　一方面，巨额的储蓄、大量的流动性、各个国家实行低利率，为了迎合投资者要求高回报的需求，设计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当金融衍生产品到了另人叹为观止、眼花缭乱的地步，衍生品的一次次“繁衍”终于刺破了日益膨胀的泡沫。以至于巴菲特也不得不感叹：现在这些CDO的产品说明书，堆积起来少则有700多页，我也看不懂。

　　“钱多了以后，一定会制造这样那样的泡沫。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多的一个表现。美国衍生金融工具、各种金融品种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度的必然的结果。”许小年强调，“为了避免次级贷款这样的危机在美国重复出现，当务之急是约束，不能让中央银行随意地发行货币，发行货币的节奏一定要跟世界经济节奏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钱多了，也助长了贪婪的情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授Didder Cossin博士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强调，在讨论监管问题的同时，还要看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即文化的问题。“中国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贪婪的文化，这些投行的贪婪，交易员的贪婪。”

　　华尔街大鳄为什么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轰然倒塌？金融危机会否蔓延到中国？对中国的冲击是什么？中资金融机构未来的全球化如何走？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家》专访了许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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