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简介

　　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乡土星火，意料之外显活力

　　1979年，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他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与在夹缝中成长的私营企业相比，同时期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则颇有些戏剧性。

　　在浙江萧山，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到处收废铁，有人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这样悄悄干了10年。1978年秋，这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汽车易耗零配件，为了打入市场，他在只准国有企业参加的行业交易会门口支起小摊，以低于国有企业20%的产品价格出售产品；1993年，他所创办的企业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在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样早在举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日后他一手打造出了一个工业王国，甚至生产了一种以自己村名命名的香烟；1999年，这个村子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在天津大邱庄的一片洼地上，同样是村党委书记的禹作敏也办起了自己的大工业，声名显赫一时，后来这里一度成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村”。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幽灵已经安然地降临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度过了充满争议的初期，历史的车轮无法再度逆转，生活中的人们都意识到世界变了，民间的力量如泉涌般四处漫流。随着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发财致富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一个物质化的年代滚滚而来了。

　　企业元年，各路英豪齐登场

　　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全民经商热正在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走上一条崎岖坎坷的命运之路，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还有一次他当众砸毁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10多年后，他创办的海尔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并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服务意识赢得了用户的欢迎，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

　　在北京中关村，每天在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工作却无所事事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设在单位原来的传达室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信誓旦旦地对领导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创业之初，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创办的这家小公司日后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20 年后竟收购了电脑巨人IBM公司的PC业务，与世界行业巨头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在火热的深圳，一位整天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他发财的秘诀在于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赚取“倒爷”手中的外汇兑换差价。随着内地对特区进口商品的需求迅猛扩大，他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路风雨走来，带领自己的团队大举进军地产，终于造就中国最成功的地产企业之一。

　　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

　　1997年7月1日，飘扬在港岛上空整整一个世纪的英国米字旗缓缓落下。当人们仍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一场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已悄然袭来。

　　这场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7月2日，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随后迅速冲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三个国家中产阶级的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也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刚刚还被中国企业家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

　　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的低迷，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以前只在1990年时出现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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