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将试行“大部制改革”，市政府部门机构编制暂时冻结，涉及调整和变动的部门，原则上不再使用余编补充工作人员，不再新提拔干部。这是在中央部委已经实行大部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首次尝试大部制改革，因此引人关注。

　　地方政府对此项改革有着现实的需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海南、深圳、上海浦东、成都、随州等地的改革都有些“大部制”的影子。如海南省交通厅负责地方航空、铁路的规划、城市交通行业等的协调管理；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主管全省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深圳海陆空交通全交给一个交通局；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则交给文化局；农业方面只有一个农林局。其他几个地区也大体如此。而重庆这次率先进行大部制改革，也说明地方政府对这项制度的认同。

　　“大部制”本来就是对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急剧增长的一种政府回应。如一些西方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政府部门相当精简，但自从20世纪40年代开启了福利国家进程后，对政府的公共服务需求猛增，政府机构也因此臃肿起来。

　　当然，“大部制”显然不能停留于解决行政体制改革的表面架构问题，还应进一步触及深层问题。原因很简单：要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急剧增长的需求，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政府机构合并，而是政府职能转变。

　　目前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把过多的市场和社会职能赋予了政府，使得政府疲于奔命。地方实施“大部制”可以减少一些扯皮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但只要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不必要的经济等职能还是那么多，人员和机构的精简就无从谈起，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将被冲淡。

　　目前地方“大部制”改革在机构合并之后，其职能转变方面的改革应赶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大部制”改革不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那么很容易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同时，还要警惕“地方利益化”“部门利益化”腐蚀“大部制”可能的贡献。在原有的政府体系中，职能部门多、部门职能多，手握资金、审批等权力，合并难度很大。这种利益要求可能在“大部制”实行的过程中使其变形。而大部制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会给监督带来压力。为避免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对新部门及领导干部进行严格的绩效评估；并分割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避免“部门利益化”、制约高度集中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大部制改革不扭曲和变形。

　　在当前改革尚需破局的情况下，“大部制”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是一次试图突破政府地方利益化、部门利益化的勇敢尝试。即有可能通过原有机构的打乱整合，打破已经形成的利益链条，将被部门利益化捆住手脚的部门解放出来，使其重新成为改革的外部推动者，而非内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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