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价格上涨的范围和幅度依然处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居民可承受的区间，国家可以通过各种价格补贴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控制价格涨幅、维持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之间、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四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当前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选择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国民经济增长势头、保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呢？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深度下滑。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进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贸与投资实际增长速度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大调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简单地放松这些政策不仅难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目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业改善流动性问题，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总量收缩的问题，反而会推进中国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和通货膨胀治理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又例如，政府通过投融资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使这些市场大幅度反弹，可能使这些行业出现短暂的繁荣，进而拉动相关投资的增长，但这些政策在热钱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发投机资本在抄底获利后快速解套，资本反而出现大幅度外逃，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大幅度提升工资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构，进而为消费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这种政策调整在通货膨胀预期存在的环境中往往成为启动“物价-工资螺旋上涨”通胀形成机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消费疲软的局面。

　　因此，中国在面对目前宏观经济下滑的局面，不仅要面对“结构”与“总量”的冲突，还必须面对“短期”与“中期”的冲突，同时还必须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动态调整的平衡规律。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权衡，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目前调整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阻止外需和投资的过度下滑；遵循的原则应当是“政策小幅调整反向启动各种联动机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标应当是“实体经济层面实现反向微调，金融资本层面保持高度稳定”；中期目标依然是“在坚持总量平稳的前提下，推进结构性调整”。因此，具体措施包括：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外贸的增长速度。要防止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到模式转变的战略性目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战术目标之间的权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导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阈值效应”冲击。外需增长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过各种联动机制阻止内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债券等融资工具。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也处于国民经济可承受的区间。因此，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国单独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一步采取深度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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