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救助(2)

　　失去了，不能再失去更多

　　来自台湾的慈济功德会(TzuChi)是这次大陆之外第一个奔赴灾区的救援力量。5月18日夜间11点，在宾馆内见到薛民仁的时候，几个台商会员刚刚从上海赶来。

　　在距离震中汶川县90公里的罗江县金山镇，慈济的救援行动已经进行了四天。进金山的当晚，救灾的卡车刚刚停靠在路边，安置点就热闹起来。慈济调来大量的炉具、大米、蔬菜，让无家可归的人们一同来洗菜、切菜、做饭。“一碗碗‘热食’做好的时候，笑容又回来了。”薛民仁回想起台湾“9·21”地震时的情景，一幕幕都如此类似。

　　第二天开始，一些农民已经开始下地种田。到第三天，一些店家收拾屋子开始做生意了。小孩子们唱着轻快的歌，扫地、洒水、做卫生，“一切和在学校里一样”。“要让他们有事情做，整个希望就起来了。”

　　“失去了，但不能失去更多。”这些看上去很粗浅的结论，但却是十年前那场灾难浴生的经验。

　　作为台湾“9·21”地震中最活跃的民间组织，慈济曾提出救灾的三个阶段——安身、安心、安生，也即身体的安顿、心灵的安抚、重建与复健。

　　“所谓‘安心’，其实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要用行动让他们暂时忘掉伤痛，找回正常的生活。”薛民仁说。

　　“9·21”地震中，慈济兴建简易屋来安置灾民，他们的哲学是，灾民是“一时”的灾难，不是“一世”的落难；天灾只是一时的，只要拉他们一把，他们很快就能站起来，将来还会再闯出一片天。“所以我们兴建简易屋，不要把它建成‘难民营’——难民营是说你没有希望，你就是难民。”

　　这些慈济的救援者同时也是捐助者，薛民仁就是来自广东东莞的台商。志工们都需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培训。在赠送物资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双手奉上，一包一包递给灾民。“虽然他们是灾民，但更加需要尊重。涌出来的这些力量，可以帮助他自立自强。”

　　根据台湾“9·21”地震的经验，一些未被关照到的孩子，情绪产生了无助、无望和恐惧。

　　在罗江金山镇，他们一遍一遍告诉小孩子，“灾已经过去了，我们平安了。”志工们带领他们唱歌，做游戏，让他们排着队相互拍拍肩膀。“我们要牵着他们的手走出来。”薛民仁说。

　　第二次创伤

　　另一个问题是，不当的心理辅导或者对心理救助的忽略，都可能导致孩子第二次创伤。

　　在华西医院，张莉遇到了刚刚做完截肢手术的黄思雨(音)。

　　因为从手术室转入病房，思雨需要被挪移到另一个床。思雨竭力反抗，情绪非常激动，大哭大嚷“你们这群坏蛋”。一个护士举着输液瓶不断地说，你必须挪床位，这个床要给其他手术病人用。周围人也附和着劝说。

　　张莉跑过去大喊，“你们不要强迫她，给她一点时间。”周围顿时沉寂下来，思雨也平静了。

　　病房内，思雨依旧很烦躁，张莉推着她的手，给她轻轻扇风，她突然发现，思雨和自己女儿同名。“你和我的女儿名字一模一样。”思雨终于扭过头来，“那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因为左臂和右腿做了截肢手术，思雨的情绪还是起伏不定，不断有记者来问她问题，她一声不吭。

　　“她平静的时候也会乖，还会招呼我吃东西。隔壁和思雨同校的女孩讲，思雨平时性格泼辣，爱美，喜欢讲话。”张莉轻轻为她梳理着头发。

　　5月19日下午，终于有了思雨妈妈的下落，她从映秀中逃难出来，到医院的时候，整个人憔悴不堪，眼神空洞而木讷。

　　“她也需要很多心理辅导。如果大人恢复得好，对孩子的影响将非常关键。”张莉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心理救援，心理干预的程序、时间、场合、对象，都需要考虑。专业的心理医生也不是百分百适合。张莉说，几天前有个40多岁的心理医生找到黄思雨，一上来就问，你可以叫我妈妈吗？我可以照顾你吗？

　　“倔强的小思雨瞪了她一眼：‘太搞笑了’。”

　　张莉并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但从事多年儿童教育的她清楚地明白，这种面向成人的专业治疗方式，完全不适用于一个十岁的女孩。

　　“它没有情感因素在里面。这个时候，她需要的只是简单的生活语言。一个拥抱，一个微笑，一束鲜花，一个小礼物，都可能让这些孩子感到温暖。”张莉说。

　　创伤的种子

　　九州体育馆内，一个小男孩走到心愿墙边，脸上没有悲伤，也没有笑容。他望着不远处围成一圈做游戏的小朋友们，一言不发。

　　西南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陈秋燕告诉我，这个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天了。

　　一个志愿者走过去，轻轻拍拍他的肩，递给他一张便签，让他写下心里想说的话。“我想妈妈”，他的字迹很漂亮，塞回给她，就跑掉了。

　　而他心里隐藏的故事，或许很久才能揭开。

　　这也是张莉最担忧的问题：一些孩子要很久才愿意被接近；一些孩子现在容易得到满足，在游戏中欢笑，但可能几周，几个月后，创伤会再次显现出来。

　　“9·11”恐怖袭击五周年，《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显示，1/3的纽约人说，他们每天都会想起“9·11”；另有1/3受访者说，他们再也没能回到2001年9月11日以前的日常生活；而2/3的纽约人“非常担心”再次遭遇类似恐怖袭击。纽约很多“9·11”心理创伤咨询机构至今依旧保留，而且会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案例。

　　台湾9·21地震发生后，政府和民间机构用了近10年的时间来进行灾后的心理辅导。薛民仁有位朋友，在经历9·21地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躺在床上就觉得摇晃，非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眠。

　　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吕秋云曾经在洛阳火灾后与当地防疫站尸体消毒的人员交流，这些人的失常反应是：记忆闪回——只要一看见女士抹口红，就仿佛面对的是尸体——因为当时许多死者是化了妆跳舞的女士。

　　“因为创伤的种子在那里，这种灾难的影响将是长期的，随时会悲从中来。”张莉说。

　　一些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志愿者可能会在短期内撤出，而这里需要的是长期的帮助。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或许需要数年乃至更长时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