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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进一步改革还要靠企业家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6日 15:03 中国经营报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周丽敏

  编者按

  与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民众对茅于轼的关注大多源于他的一个个似乎在挑战公众常识的观点。然而,学者独立思考的权力显然应该得到维护,而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更是应该拥有社会的尊敬。超越这些围绕经济学家的争论,我们更应该看到,正是在一次次社会广泛参与的论辩中,更具说服力的声音得到确立,中国经济也才能在更具理性的轨道上前行。这也许就是坚持“让老百姓明白很多应该明白的事”的茅于轼想看到的。

  宏观经济问题源于微观价格扭曲

  《中国经营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你如何评价当前的经济形势?

  茅于轼: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是增长速度很快,但结构不健康:国内消费少、固定资产投资大、出口额大、外汇出口不断上升、楼市和股市都有问题。

  但我认为这些问题不是宏观的问题,而是微观的问题,这是我和其他学者看法不一致的地方。这些问题是因为价格扭曲造成的,而价格扭曲是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价格扭曲体现在多方面,比如人民币汇率现在定在7点多,这是个扭曲的汇率;代表资金价格的银行利息率太低,造成中国的资金使用成本过低;能源价格、环境价格也存在扭曲,这三大价格的扭曲造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多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人民币汇率调整是一个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话题,你能否具体评价一下现在人民币汇率调整状况?

  茅于轼:用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谈这个问题,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如同龟兔赛跑,兔子是人民币本身的升值,乌龟好比国家出台的一些调控政策。中国劳动生产率在提高,科技在创新,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很快。但现在的情况是兔子没有睡觉,导致兔子和乌龟的距离越来越大。

  人民币本身的升值速度和调控政策的差距越大,就会使价格扭曲得越厉害。如果人民币定价准确,外贸应该是平衡的,而目前的顺差这么大就说明人民币的汇率已经扭曲了。

  《中国经营报》:那么,从内部来说目前通货膨胀率的高企是否压缩了货币政策的空间,货币政策该如何应对?

  茅于轼:必须马上大幅提高利息。虽然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但现在不提高,以后会更糟糕。中国的贷款利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扭曲得厉害。

  贷款利息太低很容易诱发投资冲动,也导致很多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就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投资水电等大项目,几百万元投进去,建成后只能提供一个工作岗位;修建地铁一公里要投几亿元,提供多少工作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表一篇文章,比较了各国过去十几年投资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比值,发现不管跟发展中国家还是跟发达国家比,中国的投资拉动就业率都是最低的。

  替富人说话,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中国经营报》:人们对你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争议很多,一些人甚至认为你是富人的代言者,应该怎样理解你的这一观点?

  茅于轼:首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其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而又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中国经营报》:但是现在很多人“仇富”其实是针对有些富人在发家致富过程中的“污点”。比如逃税、行贿等。严格地讲,许多企业家是有这样的经历的,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茅于轼: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头看,我国的法律是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来的,许多本身就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过程。连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都经历了四次修改,更不用说其他的法律了。所以说,有许多情况是法律错了,而不是企业家错了。

  还有不少情况,企业家之犯法是因为政府处置不当。例如税务局征税,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企业家反复多次反映,税务部门起初不认错,后来各方面反映实在太强烈了,才不得不承认制度规定有缺陷,但是至今不改。企业和政府完全不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吃亏的永远是企业。这种类似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企业家那里,而且也发生在一般人民群众那里。所以,只怪企业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当然,不能说企业家全都是好的,搞假冒伪劣、走私贩毒也是有的。正像普通人群中作奸犯科的同样存在,只是各种人由于身份不同,犯错误的方式不同。

  《中国经营报》:有人说在中国企业家是风险最高的职业,这在其他国家似乎不可想象。

  茅于轼:企业家是一种特殊人才,他们能够把资金、劳动、自然资源,以最恰当的方式组织起来,为市场提供最迫切需要的产品,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劳动者能够提供劳动,资本所有者能够提供资本和资本化了的自然资源,知识分子能够提供知识和技术,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家的组织,这些要素都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的财富无法创造。而且,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中国的企业家更勤奋、更节俭、更有冒险精神,所以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企业家都很成功。

  可是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企业家几乎全部被改造成为普通劳动者,企业家这种人已经在中国大地绝迹。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企业家才逐渐找到地方自己生长起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企业家群体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现在民营企业家所带领的民营企业,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家的处境,像中国企业家所处的环境那样艰难,而且充满了风险。但是他们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成长起来了。

  把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是有功的。澄清这一点关系重大,因为我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进一步的改革还要靠企业家的作用,比如扩大就业,没有企业家的作用就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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