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问价格不问价值的文学时代(2)

　　文学的边缘化是不正常的，貌似是社会现实和商业市场让作家受了委屈。但可怕的是作家群体似乎都接受了这一现状而心甘情愿对自身价值进行自我否定。在否定自我的同时，作家群体更急于改头换面，为了让自己得到承认而向流行文化集体投诚。

　　石康投身编剧行列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倾向，写小说能有多少人气？一部电视剧《奋斗》马上把他推到媒体的风口浪尖上。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不也是靠着电影一个大广告让自己着实地又“火”了一把么？作品不再是中心，作品的商业性甚至作家的商业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传媒时代的特征不是看你说的是什么，而是要看谁在说，说话的这个人是不是有商业价值。80后乃至于85后的超新生代的作家更是把包装、宣传、炒作发挥到了极致，以谋求自己能具备某些明星式的轰动效应，将其转换为市场增值元素。围绕这些带上引号的作家，还诞生了一大批不分青红皂白只知追逐“偶像”的“粉丝”，他们甚至可以容忍自己“文学偶像”的抄袭行为而大加赞赏。

　　表面上看，这种现象使文学与作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热闹非凡，其实这都不是文学的繁荣，而只是文学异化所带来的喧闹。因为这一切不再是以文学价值为核心。成为核心的是什么，那些痴狂的粉丝不明白，可作家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

　　当大众越来越多地将阅读作品的兴趣转移到阅读作家本人，并习惯于不辨香臭美丑地追捧“明星作家”的作品的时候，谁也无法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学、文化被市场魔力严重掌控的非理性时代。

　　川端康成在《雪园》、《古都》、《伊豆舞女》里的那种发现日本文化的忧伤与美，民间的插花、茶道、歌妓、禅，无不叫人起感怀之心，穿越国家民族人种之墙，这就是上乘的有灵魂的文学的功能吧。

　　发现民族文化，表述民族精神是作家理所当然的责任。我也不反对作家的选择更趋多元，是为金钱、为获奖、为名利而写作，还是为理想、为艺术、为人类而写作，这取决于作家自己的选择。但是作家应该主张文学价值的实现，其作品中至少要有人文关怀，引导人进行反思，这条底线是不能够放弃。

　　销售量、知名度上去了而文学作品的审美阅读体系形成了畸形循环。你想看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给什么，我就看什么。久而久之，人们只看好玩的、热闹的、不累人、不费心的，阅读快感的逐渐低级成为了必然。

　　我不由得想到了最近所读过的一本美国畅销小说《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作品从形式、结构上都有鲜明的意识流的风格，而表达的则是通俗的浪漫爱情故事，在主题上表现出了对时间、对生命、对爱情永恒的探索。这部小说在去年英国卫报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书”评选中，进入了前20名，比影响了几代人的《飘》还要领先。我并不想过分地推崇它的文学价值，但是这样的小说入选表明了在欧美社会对于文学创作的一种态度、一种扶植，从创作环境上准许作家进行的探索。使一个流行读物具有了超越题材本身的限制，具备了更高的纯文本价值。

　　可回到国内，我们的出版界有这种作品的生存空间么？媒体和评论界对这样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关注？出版商要的是商业再商业，娱乐再娱乐，甚至更露骨地问作品里限制级的成分有多少。媒体和评论界工作重心都跑到“韩白之争”、“作家乞讨事件”、“作家富豪榜”这些闹哄哄的吸引眼球的事情上去了，发掘和扶植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倒成了副业了。

　　说到这儿，不能不承认我们的作家也是悲哀的、评论界也是悲哀的，文学在被从事文学的人主动与被动的相互作用下彻底地“边缘”了，从而不可回避地进入了一个没有多元只有娱乐，不问价值只问价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