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带来减税契机(2)

　　在政府职能悄然转变、事权减少的情况下，政府活动成本不降反升在客观上造成了两大结果：

　　一是浪费严重。政府部门每年的吃喝招待费用、出国考察费用、公车费用等等，动辄数以千亿计算，成为每年两会代表、委员质疑的焦点。3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称：“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20年间增长近一倍；1999年到2005年间，政府的行政成本每年抵消经济增长1.73个百分点。”

　　二是政府投资盲目扩张。《暸望东方周刊》引用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

　　尽管两会代表、委员建议减税的呼声甚高，但以税务、财政部门为主体的反对声音也不少。一种反对减税的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倘若减税，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不足，就会导致就业率下降。我认为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读。政府收缩投资并不意味着总投资的大规模减少，而意味着投资结构的调整。如果减税，就会刺激社会投资，这不仅能够弥补政府投资收缩的缺口，还将因投资效率的提升和资源配置合理性的提高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企业收入的提高和职工收入的提高，进而使税基加宽，增加政府的收入。因此，减税是调整投资结构乃至整个经济运行结构的最佳选择。

　　还有一种反对减税的观点认为，如果减税，就可能减少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进而，损害公共利益。这同样是一种悖论。减税意味着民众支付公共产品成本的降低，将增加居民的收入，这可以减少社会保障压力，而且，这种做法较之政府完全包揽可能更有效率。更重要的是，减税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收入的降低，税收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税率和税基，当税率下降税基增加时，政府的税收收入同样会增长。

　　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在减税的同时，都在压缩政府的开支规模，两者是一种对应关系。此次的大部制改革，最大的一个亮点在于，把过去分散交叉的职能进行了整合，提高了效率，相应的，行政成本也将大大降低。税收作为政府活动的成本，它的增减直接取决于政府支出的规模。当政府职能在大部制下发生转变、效率提升的情况下，就为减税提供了可能。

　　在次债危机影响我国的情况下，减税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其一，减税能使国民收入增加，刺激消费，弥补次债危机下出口减少的缺口，而且，更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其二，减税能有效刺激社会投资需求，增加个人的投资信心和投资能力，解决困扰我国的就业难题。第三，减税可以提高我国在国际资本和人才流动中的竞争力。第四，可以促使政府改变浪费行为，提高财政的利用效率和透明度。第五，可以减少因税负过重而引发的偷税、逃税、避税行为，激发企业和民众纳税的自觉性。

　　因此，我认为，大部制改革为减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而减税，无论对于民众还是政府，都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