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不是要不要从紧而是如何从紧(2)

　　樊纲：政府干预微观活动，干预市场活动，我想这个你不管是压还是打，怎么都是有问题的。干预微观的很多行为的约束和行为的方式，总的来讲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资本市场更多的还是需要朝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现在阻碍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竞争的规则遭到破坏，干预过多，垄断过多。现在我们再不能回过头来用很多政府干预的办法解决问题。你要管制油气价格，结果油气价格的扭曲，司机得塞给加油站的加油工一条烟才能把油箱装满。这又何苦呢？

　　经济观察报：但是宏观调控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通过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保持社会公正，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生存保障。

　　樊纲：这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保障措施，防止一些大的不平等的出现，而且，这种保障的程度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继续发展。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想想，我们的基本规则是什么？行政措施不适应市场关系。比如说治理通货膨胀，世界各国历史都证明了，价格管制是无法治理通货膨胀，不利于提高供给来平抑价格。通货膨胀使低收入人群受到损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你直接去补贴那些弱势群体，比你去补贴价格更有效，还可以使穷人直接受益。相反，补贴价格，实际补了富人，穷人没有得到好处，而且，短缺越严重穷人受到的损失越大。想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就要使弱势群体能够真正获益。

　　通胀背后的体制原因

　　经济观察报：我注意到你对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多有呼吁。

　　樊纲：现在中国真正的大问题是什么大问题，在资源价格长期管制导致中国经济过热。中国的钢产量翻着番增长，为什么？因为全世界能源价格提高了，中国压着不提高，结果我们一下成本优势出来了，仅钢铁就出来了30%生产成本优势。再加上一个环保成本太低，这两个加一块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外贸顺差大涨。从根本上讲，我们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资源能源价格扭曲造成的。

　　近年来储蓄盈余的扩大主要是企业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过大和储蓄的增长。企业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企业利润增长尤其是国有资源性企业利润增长。

　　在国际比较中我们发现，我国资源价格偏低导致了我们的产业利润率相对偏高，这也是我国近几年贸易顺差大增、出口利润较高的重要原因。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国有企业利润是不上缴，不分红的，既不能形成政府财政的消费基金(财政收入)，也不能成为居民的消费基金(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果也是储蓄不断上升，而消费比重下降(我们这里不主要分析这个问题)。资源价格过低，我们的出口产品比别的国家的新产品在资源成本上有特殊的优势，而企业利润中也存在“虚高”的成分。

　　国有垄断的资源产业部门可支配利润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资源性企业收入增长速度过快，职工福利待遇过高，与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也造成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苦乐不均、分配不公。

　　经济观察报：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我们一些资源性企业已经在国外上市。

　　樊纲：是啊，石油刚刚开始涨价的时候，资源溢价的收入都变成了企业利润，于是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境外上市公司被外国人买了股票，有了很大的增值，巴菲特买了中石油若干股权，一夜之间卷走23亿港币。

　　从国际上看，所有国家，因为石油涨价都是国家先富，而我们现在所有溢价收入都成了公司的利润，跟其他企业一样，缴33%的所得税(新税法之后更低了，只收25%)，其余所有收益归自己。原来国有企业是全额利润上缴制度，所以这些问题不是问题，后来进行资本市场改革，可以上市了，可以投资多元化了，海外股东都进来了，这就成了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事情这么严重，你看怎么办？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樊纲：尽快规范要素市场价格秩序，对资源性产业征收 “资源税”或“资源租”。这些租本质上是由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产生的，因此应该由国家收取并用于公共支出。而这背后是一个资源产权关系问题。我们的资源产权没有界定清楚，资源产权收益权没有界定清楚，国家的资源产权没有实现。中国将来是资源稀缺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国家。不在资源产权问题上做文章，中国的资源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