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浩：美国自由派政策蓝图及对中国的启示(2)

　　克鲁格曼的新自由派日程中，医疗保障被视作中心。在现行医保机制下，美国纳税人只有在年满65岁后，才能享受医疗补助(Medi-caid)，另一项政府项目医疗保险(Medicare)，则只惠及一部分穷人。其他人不得不自费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或参加雇主支付的医保计划，那些无力支付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在这一点上，美国在富裕国家中很与众不同——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将其看作贫穷社会。

　　克鲁格曼认为，最好的政策是扩展政府的医保项目，使医疗补助能够惠及每一个人——但这需要大幅增税，他认为实现的难度很大，因此，他提出了几项更具操作性的对策：首先，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使他们能自己买得起医疗保险；其次，通过将保险公司的保费与购买者居住的城市或郡挂钩，而不是与个人挂钩，而使保险公司不再对低收入者设定过高的保费；第三，迫使每个人都购买某种类型的医疗保障，杜绝免费搭车者；第四，在自愿的基础上，向每个人开放医疗保险项目。由于政府在提供医疗保险方面更有效率(管理成本较低)，意味着私人医疗保险机构将逐步淡出。

　　当然，共和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处在危险关头的不只是医保和税收，正如克鲁格曼指出，更有政府的作用本身。如果自由派能够证明“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那么保守派所叫嚣的“政府只是无用的官僚机构”、“只会干预经济”的说法将不攻自破。

　　读《一个自由派的良心》，我们能够见识到克鲁格曼对未来几年美国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洞察与预言，但这还不是全部。我读了这本书，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环境及挑战有了更多的理解，事实上，中美之间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当今中国与1920年代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个年代的美国经历着经济繁荣，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大资本家已经聚集了大笔财富，普通工人生活贫困，收入失衡迅速拉大，社会紧张开始浮现。不同之处在于，随后美国遭遇了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并于1941年12月卷入了二战。大面积的失业意味着罗斯福新政能够获得广泛支持，激进的政府方案能够迅速成为可能，医疗和失业保险出台，大量商业监管规则出炉——企业并购，资本市场，环保——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概念纷至沓来，工会的队伍壮大。与此同时，战争允许政府实施大范围的工资控制措施——低收入的工人因而能够获得超过老板的工资增长。这些措施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被降低了。

　　至少在我看来，这段历史留给我们三点经验和教训。其一，政策能够在不伤害经济的前提下帮助降低社会不平等。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提高了——从1920年代的24%提高到罗斯福第二个任期的29%，然后一提再提，到1950年代，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达到91%。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加大。1930年代，非农就业者中的10%加入了工会，到194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3%，结果是社会不平等降低——一个中学毕业的普通工人1950年代末期的实质收入与今天一样多，而当时的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健康的。

　　其次，这些政策是有争议的。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与美国遭遇大衰退和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广泛的支持和非常强势的政府，到了1980年代新政开始饱受抨击。克鲁格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利益集团将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操纵公众情绪，比如借口种族、堕胎、枪支，甚至利用原始的民族主义来蒙住公众的双眼。低收入者因而会将选票投给共和党，即便在经济上他们会成为输家。

　　第三点教训克鲁格曼一带而过了——即有时候政府也会做错事。政策不当会造成巨大的浪费。税收滚滚的时候政府很容易变得掠夺成性 (前面提到的91%的税率高到离谱！)。高成本的监管容易阻碍商业发展。工会势力迫使工人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国家经济会降至冰点——1970年代工会运动几乎闹腾得英国经济陷于停顿。随着1980年代美国改革新政设立的机构以来，经济增长率——以及新增就业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今天美国经济最令人惊异的一点是其创新和创造价值的能力。

　　重建一个社会需要视野和胆识。政府需要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擅长的，什么事情交给市场更好。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可能的——更高的累进税等政策不会必然地损害经济繁荣。但要有一个详尽的方案，要拥有识别特殊利益阶层布下的迷雾的慧眼，并能不断推进创新政策，及时放弃不能发挥作用的政策。美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这样做。

　　(作者系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杨岩春译)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