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门制三大悬念

　　1.可否走出机构膨胀怪圈？

　　几乎每隔5年，政府就会进行一次机构改革，这似乎是一个周期。之前的1998年和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精力都是围绕着精简机构来进行，但却没有能够走出精简机构之后再次膨胀的循环，本次酝酿的“大部门制”机构改革能否走出这样的怪圈？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翟校义分析说，当前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职能部门数量太多，划分过细，相当多的职务被领导占据，而真正从事具体事务的人手并不充足。大部门制的设想，实际上就是更大程度上整合机构。这将对解决政府职能交叉起到积极作用，能够杜绝各职能部门相互踢皮球的现象，降低协调成本。

　　实行大部门制，必然要带来精简机构和重组，政府机构也势必面临重新组合和人员配置，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仅仅是精简机构是不够的。明确提出大部门制的概念来统筹机构改革，实际上限制了政府职能机构再膨胀的可能。过去政府机构改革有不彻底性，因为要考虑到平稳过渡。而如果大部门制也过分考虑平稳过渡，则也有可能存在不彻底性。-

　　2.能否降低行政成本？

　　能否降低行政成本，同样是机构改革的关注焦点。我国行政成本过高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费用过快增长。根据相关数据，2006年我国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7571.05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8.73%(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费)，占GDP的3.59%。这一数额超过了国际水平，目前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15.6%左右，高收入国家为9.5%左右。

　　“大部门制”改革能否在降低行政成本上为基层机构改革提供典范也备受关注。据有关报道显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6年的10%提高到2005年的19.2%，20年间增长将近一倍。与此同时，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提高到498元，增长了23倍。而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只提高了0.5%。行政管理费用的增加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挤占了本来可以用来提高百姓教育卫生和保障水平的经费支出。

　　不仅如此，行政职能错位、交叉造成的行政成本增加还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近日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1999-2005年间我国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达到负的1.73%。因此，他建议新一轮政府改革应该进一步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此次“大部门制”改革应该会在大幅降低我国不断上升的行政成本上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给予大的触动。-

　　3.公权力能否得到限制？

　　政府的公权力究竟该有多大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需要合理的边界。政府与社会以及各类社会主体等之间的边界，往往会随着社会的需求在不断变化。此次“大部门制”机构改革，通过分设不同机构分别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能否有效防止政府滥用过分强大的公权力值得关注。

　　有专家对此表示担心。一些专家认为，限制和监督公权力的通常渠道是通过公权力来限制公权力，即依赖立法和司法等外部监督的手段去实现，并发挥舆论监督来完成，而不能期望通过大部门制的改革、政府部门职能落实和明晰来完成。大部门制通过合并相关部门，为行政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但其本身不能对公权和私权进行界定。

　　总之，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能否限制公权力体现了民众期望，靠行政系统机构的职能调整来实现公权力的制约和界定，蕴含了对公权力和社会关系调整的期待。-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