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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应该通过增加分红的方式,减少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陈志武: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把更多的钱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企业转移到财政部,至少可以限制这些企业在许多相关、不相关行业里盲目扩张,去抢占本来属于民间的收入增长机会。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分红转移到财政部,财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机制去监督它?只有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只有让中国公民从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中分享到好处,才能改变目前内需增长不足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进行民营化改革,是否行得通?
陈志武:为了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这种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现实压力也要求进一步推进这种改革。
第一,由于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可能使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萧条,这对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的中国经济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必须想办法刺激内需的增长。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推出从根本上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顺利走出来一样,现在如果加快民营化改革、使中国公民真正分享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好处,必将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也将进一步带动新的产业高潮。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如今是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国家、并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民营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谁就最终决定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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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有经济分量过高,对法治建设会形成某种威胁。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些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很难平等竞争,遇有法律纠纷,有关部门甚至会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
《劳动合同法》是“后发劣势”的具体表现
经济观察报: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现在如果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多元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我们对老百姓有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教育等等都由国家包了。这是一种对称的交易。
那么,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得到很多福利呢?我们可以看看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 (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国有经济比重并不高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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