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通胀及其辩论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prozhang.blog.sohu.com

　　改革以后，除了1979年的物价有上涨之外，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宏观局势在1984-1986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第一次由这个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有人说，因为政治上的热情，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是必然的。所谓政治上的热情，是指这样几件政治上的大事：一是1983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二是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最后一件大事当然是指1984年10月，那是建国35周年的大庆。

　　当时在中国的理论界，这通常应该是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最主流的解释。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新生代经济学人的队伍正在形成中。他们对这样的解释一定是不满足的。初步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大多数青年经济学人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转型和微观机制上去解释通货膨胀的形成。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这段时间里讨论最多的话题的确就是通货膨胀，而且他们试图使用全新的语言和角度来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并分析宏观现象。例如，新生代经济学人在概念上创造性地用 “国民收入的超分配”来解释通货膨胀。事实上，那个时候，研究投资基金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形成机制或者 “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成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家的“时尚”。不仅《经济研究》杂志上不断发表从消费和工资上涨的逻辑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大量理论文章，而且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影响甚大的大型调查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就专门对消费基金(主要指工资和奖金)的膨胀做了调查，而且参与这个报告写作和讨论的几乎都是青年的经济学人。

　　大多数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消费和投资支出膨胀的经验现象是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微观上的控制放松以后，激励机制发生微妙的变化，最终引起宏观上的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或者 “国民收入的超分配”。那么，为什么新生代的经济学人对消费和投资膨胀这么感兴趣呢？今天看起来，恐怕主要原因是，新生代经济学家正在实现着“研究范式”从注解型向解释型的转型，而消费与投资基金的膨胀现象正好满足了这些经济学者的范式转型的需要。所以，在当时，对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给出的有影响的经济学解释明显地带有这个实证的色彩。

　　但是，当新生代经济学人的兴趣重在解释现象的同时，老一代经济学家对1984-198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的激烈争论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与年轻经济学人的兴趣存在显著的差别。他们的这些争论更加政策导向，更现实，也更具政策的影响力。老一代比较活跃的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经济过热了吗？我们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候，经济理论界的争论与政府领导人的政策取向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在今天要好很多。那个时候，中央决策层往往也存在着与经济学家内部一样的分歧，并且这样的分歧直接决定了谁将在最后出台的政策中占上风。

　　简单地说，老一代活跃的经济学家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推进改革与宏观稳定之间哪个应该优先？到底是先改革？还是先治理通货膨胀？这取决于怎么判定通货膨胀的性质。如果认为经济总量上的平衡对推进改革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政府就应该优先治理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货膨胀理解为转型经济的“非均衡”常态的话，那么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推进。根据这一逻辑，政府不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对待当前的通货膨胀。

　　以上两种观点和言论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比较大的倒是学院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上，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如果要实行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在争论中，学术的分歧有时甚至也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问题。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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