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元凯：改革开放是中国必由之路(2)

　　经济观察报：改革者总要有对立面。当时，还有几个人也在到处做演讲。

　　温元凯：四大名嘴——刘吉、李燕杰、曲啸和我。

　　经济观察报：另外三个实际上是道德的说教者。

　　温元凯：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化，讲得比较生动。

　　经济观察报：但是到了1988年，曲啸在深圳蛇口遭遇了他的 “滑铁卢”，一些活跃的青年不满于道德说教，对他提出了质疑。你似乎是个例外。在到处做演讲的同时，你还出版了几本书，包括《国民性改造》。我觉得很奇怪，1980年代中期你怎么会来谈论这个话题？

　　温元凯：我发现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来自那些保守的人，也来自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来自于小农经济意识。改革要打破平均主义，要拉大收入差距，这样才有效率。这就遭到了延续千年的小农意识的打击。1987年我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文明塔尖上的残疾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心态做了尖刻的抨击。之后我写了包括《国民性改造》在内的两本书，提出了改革的各个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明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国民性的层面，等等。

　　经济观察报：你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温元凯：从1983年开始，当了5年。我被提名为安徽省五河县的全国人大代表，但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过五河县，不认识任何五河县人。不过我在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非常活跃，每次开会我都是安徽代表团接受记者采访最多的人，甚至超过团长，所以很多人就很不满意。当时曹思源起草了《破产法》，他找到了我，我征集了32个人大代表的签名。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还对高层人事安排投了反对票。

　　温元凯：当时我不赞成教育部部长人选，我为此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写了封信，而且要求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但是他建议不要在大会上发言，而在小组会议上发言、发简报。我只是在小组会议上发了言。

　　经济观察报：发言的效果怎么样？

　　温元凯：很一般。虽然我的发言上了简报，但是小组会上的简报只有团长才能看，这就大大缩小了发言的影响范围。但是最后我在主席团投票的时候还是举手反对——当时还是举手制。

　　“我是思想启蒙者之一”

　　经济观察报：19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人物，如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等，改革力量如日中天，也出现了所谓的“全国改革者大会”。

　　温元凯：我们也意识到应该联成一体来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继续孤军奋战。一些智者也建议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于是我们就在合肥市召开了“改革者大会”，这个会的正式名称叫 “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

　　经济观察报：一般人都称之为“全国改革者大会”。

　　温元凯：这是因为我们邀请的嘉宾都是在改革领域里面最有影响的人，包括凤阳县的县委书记，包括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包括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这个会有几百人参加，其中不少是全国各地的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人，有的是自费买票来听会的。

　　经济观察报：是谁具体组织的？

　　温元凯：民间发起的，因为在安徽开嘛，我们是东道主。安徽省委还派了几个人来听会，好像也请了一个领导来象征性地鼓励一下，但实际上这是个民间的会。

　　经济观察报：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温元凯：步鑫生介绍了工厂的改革，我介绍了大学的改革。这个会是空前绝后的，全国有志于改革的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本来能够形成一个联盟。但很可惜，我们没有组织上的动作，因为这是比较忌讳的，如果当时能够搞一个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今天来组织的话那不得了，可以培养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可以拿授权来赞助更多的事。

　　经济观察报：会下你们议论什么？

　　温元凯：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好像也有人指责你们，说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温元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所有的事都有人在旁边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这是自始至终的。

　　经济观察报：我在一家书店发现了一本1984年出版的 《改革者谈改革》，里面有你，还有禹作敏、步鑫生，可现在都已经风流云散，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温元凯：我是幸运的，像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他们的结局就令人扼腕叹息了，当然他们的失败都有个人的原因。而我是个学者，我至少还可以研究科学。上世纪90年代我被加州理工学院请到了美国，然后又去了华尔街，90年代后期我又回到国内，比较好地完成了转型。当然，我现在谈不上改革者了，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可用武之地，最多写一点书、做点演讲。

　　我认为改革者纷纷落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将中庸之道作为最高哲学的国家，凡是要打破现状的人，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和坎坷，甚至会倒霉。有非常多的智者也在警告我，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我很清楚这一点。毛泽东曾经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来是“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真理。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也很好啊，同样在影响许多人。

　　温元凯：现在我心态就比较平和，我不会再有当年锋芒毕露的锐气，我这个年龄没有必要过于锋利。

　　经济观察报：经历过这么多的风波，自己更理性了。

　　温元凯：但是我也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你要知道，历史恰恰是由那些锋芒毕露的人担当了最重要的推动力。所以，我认为应该包容、保护这些“锋芒”，不要对他们过于苛求。当然他们如果失败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经济观察报：1988年香港媒体还把你评为 “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在当代中国，由科学家成为思想家是很少见的事。

　　温元凯：我谈不上思想家，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者之一。其实至少有几十个、几百个启蒙者，大家都在做不同的工作，我可能影响大一点，比较受年轻人欢迎。我为什么会从一个科学家变成启蒙者呢？是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然。当然，科学同道可能对我不以为然，甚至我的恩师有的时候也对我颇为不满，都说温元凯可惜了，不务正业了。这是因为他们都曾经非常欣赏我，因为我30多岁就被提为教授。我听到这种话，是有很大思想压力和包袱的，我毕竟是一个学者出身的人，却被人家老科学家认为不务正业，离经叛道，还是很痛苦的。但是我相信我最终的人生选择，历史将证明这样是更加有价值的。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80年代中国需要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的话，那更需要一个启蒙者。“使命感”是一个80年代流行的词语，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使用者甚至要遭到嘲弄。

　　温元凯：使命感就是为中国改革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的兴亡有发言权。

　　“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

　　经济观察报：80年代，你还出版了一本影响巨大的书——《中国大趋势》。

　　温元凯：《中国大趋势》是1984年写的，还被评为全国最畅销书第二位。到现在为止，至少有几百个中年人对我讲过，这本《中国大趋势》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其实《中国大趋势》是我在全国各地讲话的一个汇编本，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编辑把我的讲稿进行了整理。

　　经济观察报：《中国大趋势》的题目似乎是从《第三大浪潮》来的。

　　温元凯：当时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撰写了一本书叫《大趋势》，所以我就写了《中国大趋势》。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的问世可谓顺势应时。

　　温元凯：应该说属于中国非常需要的书，当年不是我这一本，还包括《走向未来》丛书，包括当时翻译的一系列的西方著作。这就像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有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起了启蒙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中国大趋势》对中国的未来曾经作过预言，你认为你的预言有哪些变成了现实？

　　温元凯：当时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现在，我依然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过去是，将来也是。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有种种的反复、曲折，甚至有部分时间的倒退——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对私营经济持怀疑态度，一度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都无碍于中国改革的进程。我最看重这一点。今天，中国真的变了，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世界接轨的社会，而不是过去贫困、愚昧、夜郎自大的社会。这是几代领导人秉承改革开放原则所取得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8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温元凯：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思想启蒙期，没有80年代哪有今天？80年代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当然比较集中在思想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思想的解放，进而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进步。而90年代以来，是经济上的收获时期，正是先有思想启蒙、思想解放，才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评价很低，认为他们已经被名利所征服了。

　　温元凯：这个倾向当然有，因为现在是财富社会嘛，很多知识分子都去赚钱了，他们追求真理的劲头没有当年那么旺，因为当年也没什么钱可赚。财富会使人消沉，金钱会腐蚀人，它不但腐蚀官员，也腐蚀知识分子，腐败现象也蔓延到教育科技领域里面。但是我认为，从90年代到今天，仍然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先进思想的传播，翻译各种著作，提出各种主张。某种意义上我认为，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是80年代思想启蒙的传承者。另一方面，我认为80年代是一个需要英雄、也创造了英雄的时代，步鑫生、马胜利都是当年的改革英雄，禹作敏也是，他后来触犯法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中国也有大批英雄，富豪榜上的人就是英雄，财富的英雄。他们即使失败了也是英雄，中国需要更多的财富英雄。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可能不会认同“财富英雄”的说法，认为这些人是靠剥削或者依靠权力暴敛财富。

　　温元凯：不能否认有些人确实是依靠不正当手段致富，但是绝大多数人应该是依靠个人奋斗来获得合法收入。在看待收入问题上，也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不能再以改革前的老眼光看待收入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温元凯：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是一个双重的、体制的转换——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全面的市场经济的转换，从国有独资的所有制朝着产权多样化的所有制转换——必然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利益再分配，一定会引发种种相关的问题。但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失误，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也要冷静地思考。最典型的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今天的基尼系数高达0.46，贫富差距过大，少数富起来的人非常张狂，引发了社会的反感。那么，我们究竟是杀富济贫还是共同创富？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下一个30年，把一亿三千万贫困人口问题解决好，已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任。前面30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开了中国创富的闸门。今后30年，我们还应该想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

　　经济观察报：有人称你是预言家，你是否可以预言一下，未来10年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显著变化？

　　温元凯：预言家不敢当。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进一步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当然，我们要花更多的精力来调节我们的失衡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公民权利将得到完善与保障。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一切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的东西，都应是改革的对象。当然在做法上要慎重，要打造一条通向未来的、安全稳定的通道。我反对任何冒进式的改革，但我更反对以国情为借口阻碍改革。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