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元凯：改革开放是中国必由之路

　　马国川

　　温元凯，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1946年出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1973年调入中国科大任教。1977年向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全国高考和出国留学制度，1980年留学法国，1982年回国，向中央上书，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84年，专著《中国的大趋势》问世，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被港报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先后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参与许多立法的提议，是中国第一部《破产法》的主要提议人。1992年受邀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从事量子生物学的研究。后进入华尔街，三年的银行投资工作经历使其从一个化学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1997年回国，投身于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致力于金融策划工作。现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主要著作有《中国大趋势》、《改革的曙光》、《闯荡华尔街》等。

　　“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

　　经济观察报：去年是高考恢复三十周年，我们看到有许多媒体在采访你。

　　温元凯：1977年以前，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是一个想当居里夫人式科学家的青年人，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追求政治进步的青年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贴了几千张大字报，被批判为 “反革命修正主义苗子”、“走资派的走狗”。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开始对其产生了质疑。文革结束后，1977年，我给当时主管科技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信，反映我在化学基础研究上受到的压制，得到方毅回信鼓励和支持。不久，邓小平复出，提出召开国务院科教座谈会，方毅推荐我参加了座谈会。

　　经济观察报：邓小平也参加了？

　　温元凯：对。我非常激动地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派留学生出国等建议，邓小平当场采纳。在晚宴上，邓小平鼓励我说：“温元凯，你是我们这次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只有31岁，你到我这个年龄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把这句话当作我一生的最大勉励。这次会议决定恢复高考、派学生出国，成为一个历史的拐点。1980年我被派到巴黎大学深造，是建国后派往法国的第一批留学生。

　　经济观察报：你成为那次会议决策的直接受益人。当时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还不多，这次出国对你一定很有震动吧？

　　温元凯：在去法国以前，我们集训接受教育。当时教育我们说，你们不要一出国就只看到鲜花盛开绿草成荫，其实那里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天堂。到了法国，发现果然鲜花盛开，到处都是高速公路，比当时的中国不知道发达多少倍。我们最早是住在大使馆的一个招待所，休息日去逛了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现人家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而且法国的老百姓都有很强的购买力，开着车一买就是一堆东西。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我当时想，欧洲难道就是共产主义了吗？

　　我在法国认识的第一个留学生是南朝鲜(韩国)学生。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职员家庭，父母亲攒了一点钱送他到法国留学。在认识他以前，我对南朝鲜的印象就是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以为南朝鲜人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通过他我才知道，在南朝鲜，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可以挣两万元人民币，只要工作几个月就可以买车。

　　经济观察报：睁开眼看到了真实的世界。

　　温元凯：是啊，我终于知道我们是多么落后、封闭，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到法国后不久，我们看到城区有几座漂亮的高楼，就问法国朋友那里住什么人。我们出国前，北京木樨地有几栋高楼叫部长楼。法国朋友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接收的东南亚难民住的。我被震动了，难民住那么好的楼，你们有钱人住什么楼？他说有钱人都住在郊区，都有自己的别墅。后来我了解到，任何华侨到西方去，只要好好工作三五年，都有条件自己买一栋房子。

　　从那开始，我对那种极左的、贫困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在巴黎的两年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既有自然科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在法国期间，我还被邀请到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九个国家去讲学，更多地了解了世界。

　　经济观察报：当时主要是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吧。

　　温元凯：由于到过西方九个国家，我就有比一般科学家广得多的阅历。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中国人不笨也不懒，为什么中国还这么落后？关键是体制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改革这个体制，中国人同样可以激发出聪明才智。我婉拒了一些国家让我留下来的邀请，决心回国推动改革。于是我回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经济观察报：当时国内的思想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温元凯：从1980年到1982年，改革思潮已经风生水起，邓小平提出的“不改革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和最高领导层的共识。当时有一批青年学者出版了 《走向未来》丛书，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社会逐渐开放，人们慢慢知道了洛克菲勒，知道了李嘉诚。农村实行大包干后，农民开始办工厂，出现了第一批乡镇企业、第一批个体户。

　　经济观察报：变革的思想在慢慢发酵。

　　温元凯：对。我回到科技大学不久，就给万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倡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实施教学改革，提出八条改革建议。第一条就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创造财富，让社会受益。其他还有改善科技人员的待遇、培养学生注重素质教育、允许科技人员流动等。我还自荐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的主任兼支部书记。没想到我这封信很快得到了万里热情洋溢的批复。

　　万里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政治家，他要求安徽省委支持我。所以我很快就走马上任，上任不久就炒了三个人的鱿鱼，其中有一个是造反派，还有两个是不能胜任教学的教师。我从国外回来看得很清楚，我们大学教师有1/3以上是不合格的。我的举措自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下转40版

　　上接39版

　　经济观察报：在科学技术为经济服务上，有过尝试吗？

　　温元凯：我们通过为工厂解决技术问题收取服务费。我们很快就为合肥电镀厂解决了技术难关，拿到第一笔收入，大概有几千块钱，当时也算不少了。我们的老师开始有奖金了，比别人拿得多了，待遇得到改善，反过来促进了科研和教学。我当时还推广了一个新产品“赖氨酸面包”，儿童多吃赖氨酸有利于骨骼的发育，有利于长高，很多个体老板借了我的配方做赖氨酸面包，赚了很多钱。因为改革成果明显，我开始被各个大学请去做报告。

　　“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经济观察报：从此你的身份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而更是一个呼吁改革的社会活动家了。

　　温元凯：可以这样说。其实在出国前，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邀请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给他们讲课，讲新技术革命。我讲的是材料科学，万里带着一二三把手坐在第一排听课，后面是两三百名厅级以上的干部。那一次演讲很成功。省委一把手请我讲了课，各市也都请我讲，所以出国前我已经给各地的政府、大企业干部做了大概二三十次演讲。

　　经济观察报：这为以后做了铺垫。

　　温元凯：我回国后的第一场报告，是一家报纸请我去上海演讲，当时在社科院礼堂，听众都是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题目是“欧美九国归来谈中国的改革开放”，报告很受欢迎，影响很大。此后，我应邀在全国两百多所大学、几百个城市做有关改革开放的讲演，受到的欢迎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尤其到了一些西部城市，看到那么多的年轻人渴望了解外国的知识、强烈要求推动社会变革，我虽然非常劳累，但是非常欣慰。

　　经济观察报：你成了改革思想的传教士。

　　温元凯：有点像传教士。我当时真的有一种传教士的热情，甚至有一些狂热。我一年大概要讲几十场。有一个小插曲，大概是1985、1986年，北京大学女生评选她们心目中的男子汉——当然是小范围的——第一名是当时的女排教练袁伟民，他率领中国女排三连冠，第二名就是我，第三名是著名的电影明星杨在葆。

　　经济观察报：正因为影响巨大，1988年你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温元凯：是《上海青年报》组织的，总共有十八九个候选人，我是其中之一。全国各地投票，是老百姓评的。

　　经济观察报：你演讲的具体内容都是什么？

　　温元凯：我当时讲演的主要题目，是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和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大意是世界正在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汹涌浪潮，人类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变，我们不能闭关自守，而是要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进取直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

　　经济观察报：1983年有一本名为《第三次浪潮》的书风行中国，几乎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必读书目。在此之前你看过吗？

　　温元凯：看过，这本书受到思想解放的高层领导人的赞赏。不过我们反应比较快，很快我就讲了这个题目。

　　经济观察报：在此之前你一直从事科技研究，对科技的进步可能更敏感一些。

　　温元凯：我们叫信息革命，而且这种信息的传播正在变成财富，正在导致巨大的社会变革。

　　经济观察报：这个道理多数中国人到1990年代才明白。不过，我觉得你的报告更多的是从科学角度上去讲中国的变革迫切性，而你的局限性可能也在这里。

　　温元凯：是有些局限性。我基本上是集中在技术革命和改革的关系，没有谈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我回避了这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是有意识回避，还是当时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特别清晰？

　　温元凯：两者兼有。当时我的报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社会认同，连保守的老干部也大部分比较认同。因为我是从国外回来的，讲了很多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很令人兴奋的。当然也有个别极端保守的老干部反对我。曾经有一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指责我，说科技大学有一个温元凯是副教授，整天在外面不务正业，到一个县里做报告还要向人家要两千块钱。他纯粹是捏造。但是他很有影响，他的指责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后来我请律师告他诽谤、败坏我的名声，更重要的是，我要对这种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进行反击。还有一个美籍华人，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也是早年“保钓运动”的成员，他指责温元凯号召科技人员开发经济是离经叛道。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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