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胡雪岩

　　与1992年全民皆商相呼应的是，《胡雪岩全传》开始风靡中国。

　　记者有幸经历了那样一场商业教化运动，准确地说应该是如何理解“政商关系”在现实中的作用。当时单位老板，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套《胡雪岩全传》。

　　“那个时候，人们把胡雪岩当成了早期的MBA成功案例。”冯仑对于《胡雪岩》的研读不仅仅是读书，而是从台湾《商业周刊》上，邮购回了《胡雪岩全传全传》的有声版，对于小说的篇章冯仑仍然记忆犹新：“《平步青云》、《红顶商人》、《灯火楼台》、《箫瑟洋场》。”而让冯仑至今难忘的是这套有声版的结局，“起风了，她们(胡的七个姨太太)一个人一个人的都送走了。胡雪岩最后说，一个人不站起来自己不舒服，站起来别人不舒服。”这句话后来一度成为冯仑的口头禅。

　　如果说对胡雪岩的理解，有着各种各样的角度，那么曾经在体制中游荡过的冯仑，对体制始终保持着逃离之后的距离感，这注定他更多会关注胡雪岩与体制较量的最终结局。冯仑说到：“左宗棠这个靠山，最终变成了火山。所以对于靠山与火山的关系，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长虹的倪润峰总说，政商关系离不开，靠不住。”

　　在体制之外的没有“红顶”的民营企业是何命运？冯仑用借100元为例，分析民营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的生存处境，“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借100元的代价，最终必须有580%的回报率。而急功近利，会造成一环接一环的困境。

　　1995年，万通一度处于高度危机中，四处扩张最后的局面是四处举债。

　　人在处于困境中时，更容易倾向于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寻找力量，他在一团乱麻中，回到了老家西安。冯仑回忆起当时一段有趣的经历，一位朋友领着他到了西安郊区的 “楼观台”——一个道家的法场。楼观台的道长叫任法融(现在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并不知道他们的来由，送给冯仑一个字“守”，“你手里拿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大了，你就拿不住，拿不住就累，所以，守，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拿得住。”任法融把《道德经》送给了冯仑。而冯仑此后削藩减部，割疆让土，直至身无负坠。

　　在冯仑的行李箱中，《道德经》一直形影不离。1996年9月13日，万通的成立时间被确立为“反省日”。这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原罪”的发端。是否有“原罪”动力，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生命力的一个根本标志，在冯仑看来，万通与德隆的区别正在于一个刹住了车，而一个却踩了油门。

　　制度的力量

　　在《野蛮生长》一书出版之后，书中写到的两位企业家之一牟其中，向本报投来长信，并称书中对于他的记述不实，当记者就此问题问及冯仑时，冯仑回答：“那些是我18年前在南德的事情，恍如隔世。彼此都有记忆误差，牟65岁，我48岁，如果他记忆误差是5-6%，我能记错的应该是3-4%，总会有一些误差。关键是叙事逻辑，他的表述方式停在了三十年前，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语言系统，习惯先树一个假想敌，然后起而攻之。”

　　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记录的另一位企业家是王石，而他区分牟其中与王石的一个指标，是二人的语言系统，冯仑说：“王石的语言体系已经是80后了。”

　　对于民营企业的代际，冯仑概括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前公司时代”，或者说是个体户时代，代表人物是年广久；从90年代初到2001年为 “公司时代”，1993年《公司法》正式出台；从2001年到现在为 “新经济时代”，一个关键的驱动力是“资本市场”。

　　民营企业的三个发展阶段，越往前，环境越复杂，人的做法也很复杂，越往后，条件越单一，公司运作越简单。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牛文文在谈及中国企业的生存特征时坦言：“90%的企业的消亡，都是没有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民营企业，即便是国有企业比如中航油、伊利，如果选择强行改制，往往会中途折断。”

　　“在遇到万科王石之后，他绝不行贿，绝不与个人建立不正当关系的做法，坚定了我保持简单的做事方法。认识了网易的丁磊，他们的做法更简单了。只要处理好与消费者的关系，就可以了。”对于政商关系，冯仑身边的企业家向他展示了代际转换之间的企业原则剧变。

　　这种变化，也正映照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环境的演变，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需要与资源博弈，而资源的垄断特性，注定民营企业需要通过的关卡必然繁多。2001年之后，融入国际市场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开始发酵，纳斯达克的巨大魔力，在润物细无声中，把新经济的游戏规则推入了中国市场。即便像土地这样的垄断资源也进入了公开市场，虽然仍有未尽问题，但仅就商业用地这一层面而言，地产民营企业终结了十数年的土地灰色博弈，转而把目光注视向资本市场。

　　比之于种种原罪、内省的力量，“资本市场”简明的约束规则正在感染着冯仑，当网易丁磊出现在中信出版社为冯仑举办的《野蛮生长》推介会时，丁磊对于企业生长规律的概括言简意赅：“我关注过《大败局》，1990年代之后太阳神、秦池、爱多纷纷倒下，那时有那时的原因，对我们而言，正像西方组织理论所说，围绕消费者组织公司的一切。所以我觉得很简单，只要认真做，做50年的企业，不是什么问题。”

　　在丁磊看来，从起点的简单，可以看到未来的简单，而对冯仑这样的老兵而言，过去复杂，必然成为走入未来的巨大成本。抛弃过去，除了理智，还需要一点“野蛮”，这样的成长方式既映照着过去三十年的辉煌，也透射着无可回避的悲壮。好在，不管怎么样，大家还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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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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