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2)

　　增收的财力如何用在“刀刃”上

　　记者：财政大幅增收，应当优先投向哪些领域？

　　魏杰：财政根据其不同的投入倾向，可以分为三种财政模式：第一，重点将财政收入投向生产领域；第二，重点将财政收入用于行政开支；第三，重点将财政收入投向公共产品领域。很显然，我们在财政大幅度增收的条件下，既不能搞生产性财政，因为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表明，政府不能办企业，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当然，我们更不能选择行政性财政，我们要坚决防止乱花纳税人的钱，反对铺张浪费。

　　因此，我们应当把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作为财政投入的主要方向。可以说，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为我们实现公共财政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改革开放的好处，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和谐。

　　杨志勇：我国有超过70%的农村居民，因此，财政投入应较多地投向农村，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社会财富。我国目前所建立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还主要面向城镇企业职工，覆盖面小，社会统筹资金不足，挤占了个人账户基金，不利于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做大做实个人账户，推动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安居才能乐业。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如果没有财政的投入，住有所居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建设更多的廉租房和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将更多的居民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记者：除公共产品之外，财政收入还可投向哪些领域？

　　贾康：在整合、统筹运用可用财力优化结构的同时，还应运用部分财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钱买机制、建机制”。比如，为降低行政成本，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能，积极稳妥筹备、在时机成熟时推进“大部门归口”的机构改革，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员分流、安置的经费。

　　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应坚决落实“收支两条线”原则，充实公检法系统公用经费矫治公权扭曲，同时加强法官、检察官、警官培训和加强“廉政公署”、“中纪委”式权力制衡、监察机构所需经费；“乡财县管”、“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推进到综合改革、减少地方行政层级时，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经费支出。当然，花钱少或不花钱的改革更要积极推进。

　　记者：对于财政赤字、国债应怎样考虑？

　　贾康：在防止经济过热、财政又有大量增收的形势下，已经听到抹平赤字、停发国债的呼声，同时也有“流动性过剩”即是“钱多得用不了”的认识误区。

　　但是，如果全面把握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和总量调节与结构优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比较合理的政策要领应是：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继续有所降低，而不一下抹平和停发。把这部分可用财力和超收收入以及将实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可集中的国有资本收益作统筹协调，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优化结构，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同时继续酌情积极运用特别国债手段置换超额外汇储备以间接或直接地收敛流动性。

　　资料链接

　　中央财政工作

　　今年主要任务

　　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2007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和收入征管加强。

　　谈到2008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时，谢旭人表示，要保障优先发展教育，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相关政策。从2008年春季学期开始，中央财政进一步提高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地方财政负担免费提供地方课程的教科书所需资金。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测算单价标准，并对高寒地区给予特殊照顾。继续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全面落实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要促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补助标准。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逐步将城镇非从业居民纳入覆盖范围，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将地方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未参保退休人员纳入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进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配办法，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中央财政继续对财政确有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予以适当支持。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谢旭人还强调，2008年各级财政部门将继续加大支农投入力度，较大幅度地增加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稳定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励政策和机制，健全粮食风险基金政策。继续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适当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完善扶持生猪、奶业和油料生产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据新华社)

　　国外调节收入差距

　　如何运用财政措施

　　英国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其调节效果比较明显。以个人所得税为例，1994-1995年度，1%的最低收入者税前收入在3690英镑以下，税后收入在3640英镑以下；10%的低收入者税前收入在5270英镑以下，税后收入在4980英镑以下；10%的高收入者税前收入在26100英镑以上，税后收入在21100英镑以上；1%的最高收入者税前收入在68400英镑以上，税后收入在48100英镑以上。这说明收入越高，税前收入与税后收入的差额就越大，税收累进调节的力度也越大。

　　美国已经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调节体系，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其中，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赠与税)实行累进税率，个人应税收入(或财产)越高,征税比例就越大，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力度最大。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曾经高达50%，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曾经高达70%。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实行比例税率，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尽管不如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但同样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调节功能。

　　日本的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与赠与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70%，如果按照70%的税率经过三代征收遗产税，相当于97.3%的税率，能将大宗应税遗产基本征收完毕，故有遗产不过三代之说。

　　(刘乐山　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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