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触底困扰国内投行

　　本报记者 李国训

　　帮助客户融资10亿元，应得财务顾问费超过4000万元，但实际到手仅为30万元，这似乎是不怎么合算的买卖。但最近，国内投资银行北京东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称“东方高圣”)董事长陈明键就被这样的尴尬遭遇搞得头疼不已。

　　“成都置信在成功融资后就将我们一脚踢开，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让人心寒。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才打算将它告到法院的。”近日，面带倦容的陈明键在北京约见《财经时报》时声称，相关的上诉工作正在启动。

　　是非难断

　　“成都置信”全名为成都置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我国最大的房地产民营企业之一。2006年 4月，成都置信与新加坡嘉德置地在华子公司凯德置地签订合作意向书，双方以50：50的股权比例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凯德置地向合资公司注入10.9亿元人民币。这一事件被视为当年国内民营公司吸引外资的经典案例。

　　但陈明键向记者展示的众多文件则显示，在这个风光融资案背后，担任独家融资中介的东方高圣应得的财务顾问费4576万元却遭到恶意拖欠。在过去长达一年的过程中，成都置信没有给东方高圣任何答复。

　　双方矛盾源于2005年4月17日。当天，东方高圣与成都置信签署的一份独家财务顾问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东方高圣将为成都置信专项战略融资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根据双方关于战略融资顾问服务佣金的条款显示：一、按战略投资者以增资方式或股权转让方式实际进入成都置信账户总额的4%； 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东方高圣应成都置信要求引入过桥资金，则按引入过桥资金总额的1%收取成功佣金。

　　然而，事件的进展并没有想象的顺利。双方合同期限只有1年，当合同接近期满时，成都置信和东方高圣就续约的佣金比例问题产生了分歧，前者曾希望将佣金改为投资额的2%。但在随后，成都置信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合同的续约。

　　2006年4月13日，合同终结的前4天，陈明键接到刚刚从新加坡归来的杨毫的电话，杨称，由于成都置信与嘉德置地谈判破裂，项目被迫中止，成都置信从此不再需要东方高圣的服务。双方高层联系从此中断。

　　但富有戏剧性的是，4月23日，成都置信与凯德置地签订了合作意向书。5月30日，双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凯德置地的母公司嘉德置地在其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告。同年10月25日，双方合资公司四川置信凯德实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12月18日，成都置信董事长杨毫在电话里婉拒了《财经时报》记者的采访要求。该公司另一负责人则简单表示，东方高圣并未参与成都置信与嘉德置地的融资合作，因此并不存在拖欠费用一说。

　　围绕东方高圣与成都置信的纠纷真相，也许只能在法院上才能水落石出。不过，由此折射的本土投行的尴尬生存现状，却引起了整个行业的普遍关注。

　　困扰投行

　　“客户不诚信，这其实是国内投行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过去遭遇客户恶意拖欠、私下扣减费用的现象也很普遍。但像东方高圣这样金额巨大的，而且必须通过诉讼的案件，在国内还是比较罕见。” 国内另一知名投行国金投资CEO林嘉喜告诉《财经时报》。他认为，这个官司的结果将有助于本土投行生存环境的净化。

　　实际上，因客户拖欠费用而产生纠纷事故在投行公司中并不少见。不过，其中大多在私下协商解决，对于客户扣减费用的做法，投行公司也大多忍气吞声。如无必要，他们很少采取对簿公堂的做法。

　　在过去，不乏投行公司状告甲方的先例。2006年9月，浪莎对S*ST长控实施收购重组。但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它却被上海瑞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理由就是对方拖欠财务顾问费。

　　国金投资CEO林嘉喜告诉《财经时报》，目前投行的服务费用都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前期劳务费，也就是数量少得可怜的“辛苦费”；另一则是成功后的服务佣金。这是投行最看重的利润来源，而纠纷也最可能发生在这个地方。

　　“相比传统投行，新兴投行面对的客户诚信问题会少一些。因为新兴行业面向的客户都是互联网等新兴公司。这个领域的管理者大多有国外留学背景，法律意识较高，很少会在诚信方面冒风险。”林嘉喜透露说。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俊海则表示，目前在中介服务市场存在大量的“君子协定”。要想达到“和为贵”的目标，当事双方应将合作中所涉及的权利、义务等通过详尽的合同或协议予以规范，以免为今后的合作“埋雷”。

　　截至发稿前，东方高圣方面表示，由于成都置信拒绝私下协商，他们已在12月19日正式向法院发起起诉。

　　林嘉喜认为，这一案件的审理将为国内其他投行公司敲响警钟，无论成败与否，这一事件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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