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颖波：对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躁动应该宽容

　　邵颖波

　　从华为辞职门事件，到泸州老窖劝辞风波，中间还穿插着一系列大型企业各式各样的变招，包括银行、航空、石油、电信等国有公司纷纷涌进“劳务派遣”这条曲线救国的通道。越是临近新的《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企业躁动的越是厉害，舆论对此反映强烈，斥责这些企业顶风作案，胆大妄为，政府劳动监管部门的官员也站出来斥其在此时做这样的事，太不负责。

　　在新劳动法实施前，媒体有义务，有责任向民众传播这方面的新知识和新理念。但有趣的是，即使这些媒体内部也同样存在适应新法的考验，不少媒体的人力资源部门里也都忙碌着修改劳务合同的事。字斟句酌，绞尽脑汁。虽然他们的身份也是员工，但职责却是尽最大努力为企业降低劳动成本。在讽刺挖苦一些企业不识时务的同时，这些媒体自己也在努力创造更有效的办法来抵制新法带来的成本增加。

　　实际上，新法并没有直接带给员工工资的上涨，只是在劳动关系的权利分配上更多照顾了劳动者，从而增加了企业在用人或者裁员时候的成本。也就是说，在不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员工不会因为新法实施而直接增加收入，而企业却感到了无形的压力。这样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当然只能从权利上来讲，劳动者增加了法码。但如果不发生纠纷，要这些砝码一点用没有，但如果发生了纠纷，这些砝码就一定够用吗？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并未得到根本转变，而且，在劳动力市场总体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关系也不会得到转变。

　　新合同法已成定局，为什么企业还要挖空心思来想辙对付呢？不要忘了，这部法律本身就是在备受争议、企业主普遍忧心忡忡的情况下通过的。对于用人一方来说，过去的忧虑并不因为新法确立而消失，那些被劳动争议弄得焦头烂额的企业是用捶胸顿足的方式来迎接这部法律的，想让它一夜之间就明白事理实在不现实。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他也只能尽快尽早去搜寻更为务实而又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了。我们看到有不少专门针对劳动用人单位举办的培训班就是这样宣传的。这些专业机构的劳动法顾问和律师在帮助企业寻找看上去不蠢的对策。

　　像派遣劳务这种手段，普通劳动者是想不出来的，有人想出来了，而且巧妙得很，一些地方的政府劳动部门也很高兴举办这样的派遣公司，他们只要一联手，新劳动合同法的效力肯定就要打折扣。

　　问题是，面对新法实施前企业的这类躁动，我们除了谴责就没别的办法了吗？说他顶风作案，说他不负责或者用别的方式斥责他，都没有什么力量，如果只知道骂一通，表示一下气愤，反倒显得比被骂对象更不负责任。

　　其实，从法律建设本身来讲，一部法律创设和实施的过程自有其规律，任何法律，尽管包含了千万人的智慧，最终也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应该包括一些反向行为。没有反向行为的检测，不能证明法律本身的完善和有效。正如西方人从来不抗拒律师或者当事人寻找法律漏洞，钻法律空子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这有助于法律走向完善。

　　所以，我们尽可以对于新法实施前的这些反向躁动采取更宽容一点的心态，用更理性的态度做具体分析，寻找对策。通过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法律向着它原本的宗旨发展，对于劳动合同法来说，这个宗旨应该是保障和谐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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