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代价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曲凤杰

　　从1994年到2006年，我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是“双顺差”结构不断强化。1994年-2006年，我国连续13年出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并且顺差规模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达到1608亿美元和2499亿美元。2007年前7个月，仅贸易收支顺差就达到1368.2亿美元。资本账户除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过一年逆差外，也都是顺差状态，主要源于直接投资账户外资的持续不断流入，2006年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100亿美元。

　　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出口产品国际

竞争力的提高和对外资吸引力的增强，但持续的“双顺差”背后隐藏的是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和挑战。

　　第一，贸易收支持续顺差使我国成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焦点，恶化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可能成为全球失衡调整的“买单”者

　　目前，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使其成为全球失衡的一极，石油输出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因持续的贸易顺差成为全球失衡的另一极，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占到东亚对美顺差的一半以上，使中国不可避免成为全球失衡的焦点。尽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有美国储蓄投资失衡因素，有东亚产业转移的因素，有产业分工地位的因素，但是，既然中国是全球失衡的焦点，也被普遍认为是失衡调整的主要责任方之一。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并就

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出口管理、税收制度、透明度等等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贸易摩擦也已由产品、企业等微观层面扩展到政策、体制、行业等宏观层面，中国国内政策调整的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的外部环境的制约。

　　目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内在缺陷，美元必须保持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让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美元，随着美元的流出和美国持续的赤字，美元价值就必然受到影响。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恶化而诱发了全球经济失衡，最终是以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元贬值得到解决，日本为失衡的调整付出了代价。而这次失衡的调整，最终还是要以东亚国家(主要是中国)的货币升值和美元的贬值来实现，这似乎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下的无二选择。拥有高额外汇储备的东亚国家可能不得不成为最后的“买单者”。

　　第二，经济对外需外资的依赖以及国内资源的偏向性流动，导致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内资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国际收支失衡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通过稳定汇率的汇率政策，出口退税、对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关税减免等贸易政策以及差别化优惠待遇的外资政策，引导国内资源向出口部门和外资经济偏向性流动。跨国公司抓住中国低估要素价格、实施优惠政策的有利时机，加快了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促进了国内大进大出贸易结构的形成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也导致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内资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对于这种建立在资产存量结构基础上的供给端的不平衡，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导向性政策调整后，仍然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

　　第三，双顺差意味着对实际资源的让度，其暴露出的粗放的贸易增长方式以及体制和结构问题更为堪忧

　　一个国家只要存在贸易顺差，意味着该国的总产出大于总需求，也意味着存在储蓄剩余(或净储蓄)，经济在对外国借出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表明我国在存在储蓄剩余的情况下，不断地向国外借出实际资源，同时大量向国外输出资本。

　　造成国内投资小于储蓄和国内需求不足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制度因素(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体制改革影响人们的支出预期)、收入分配因素、投融资体制不完善等因素。但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分工地位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粗放型的经济和贸易增长方式，使得高投资没有带来高收益、高产出没有带来高收入、高增长没有带来高福利，内需扩大缺乏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基础。在存在储蓄剩余(或净储蓄)和大量外汇储备(即官方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我国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和大量资本流入的状况也映射出国内储蓄转化投资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成长缓慢、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过大等体制和结构问题。这些体制和结构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

　　第四，外汇储备持续累积，导致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

　　国际收支长期失衡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累积。199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只有212亿美元，到2000年底迅速增加到1656亿美元。进入新世纪以来外汇储备增长进一步加快，2006年底达到10663亿美元而居全球第一,2007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3326亿美元。

　　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从而大大增加了基础货币调控的难度。2006年外汇占款存量占基础货币存量的比例已经达到108.49%，而外汇占款增量占基础货币增量的比例，在2001、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2005年甚至超过200%。

　　外汇占款的增加对我国基础货币进而货币供给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大。央行采取了包括回收再贷款、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在内的对冲操作。2007年3月末，央行票据余额达3.9万亿元。尽管通过发行票据可以暂时减少过多的流动性，但是短期票据毕竟无法应对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用临时性的操作方法来应对长期性的流动变化只能是权宜之计。中央银行票据均为一年期及以下的短期票据，当票据到期时，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就会被动增加，中央银行又不得不再次发行票据。所以，这种方法无法从根本上收缩由外汇占款增加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只是造成货币存量和通货膨胀压力的累积。

　　流动性过剩还造成资产价格的上涨，但针对国内出现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在存在货币升值预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很难有所作为。理论上，加息虽然可以增加投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机会成本，抑制投资，但是却降低了热钱的投机成本，可能导致更多的套利资本流入，进一步加重国际收支失衡，并导致流动性新一轮增加。

　　第五，国外私人和股权资本的持续流入与国内官方和债权资本的持续流出，不仅造成了我国国际投资的低收益，而且牺牲了对经济的控制权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顺差的持续累积，使我国成为净债权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5月25日首次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5年末，我国对外金融净资产2875亿美元。但是，中国的债权国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债权国”，而不是主动性的“私人债权国”。

　　从我国资本流出的结构来看，官方资本流出占主导地位。对我国来说，高额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目标而被动干预的结果，储备资产的投资也并非积极的投资行为，主要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面临着两大风险：一是违约风险，二是由于价格变化或汇率的调整而产生真实价值损失的风险，即借款国通货膨胀必然使债权国受到购买力下降的损失，

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也带来很大的资产损失。

　　从我国资本流入结构看，来华直接投资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是以美元计值，按汇率折成人民币投资购买人民币标价的资产，一旦人民币汇率升值或美元贬值，这部分人民币资产的美元价值会随着人民币升值而提高。

　　此外，由于国际收支长期失衡造成国际投资头寸中不对称的资产和负债结构：为流入资本(负债)支付的是比较高的股权收益，而流出资本(资产)获得的债权收益较低，两相比较必然使我国成为低收益、长期甚至可能成为负收益的债权国。而且，用大量的来华直接投资“置换”债务性的对外投资，实际上表明我国不能有效利用国外资源，也牺牲了一部分对经济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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