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调控与价格改革

　　栏目主持本报评论员 王梓

　　本期主持本报评论员 　周慧兰 代忘 曹理达

　　3.4%、4.4%、5.6%，CPI涨幅一再试探人们的心理底线。2003年开始，中国连续4年保持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此后，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再次成为考验决策者宏观调控艺术的焦点问题。“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发改委也于8月初下令地方政府采取行动管控提价现象，并将此作为“政治任务”。央行“三率”齐动、财政部推出特别国债等等一系列措施，也表明了政策层宏观调控的决心。

　　调控的意义不止于经济运行本身，更在于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与中央政府各项调控政策并行的还有各地方政府稳定物价的政策，从成本到价格，“政府之手”随处可见。针对CPI走高、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管控价格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而要深度调理宏观经济，针对价格的调控恐怕不如针对价格的改革更加有效而长远，让“政府之手”辅助“市场之手”，标本兼治，从而给人们以展望良性发展的信心，是调控的当务之急。

　　“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还能否持续？宏观经济是否会走向过热？如何调理当下的宏观经济？如何认识和应对价格的快速上涨？针对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问题，本报特别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银河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进行深度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44期。(周慧兰)

　　一 通货膨胀有多远

　　《21世纪》：8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这是否意味着通胀难以避免？您如何判断接下来的价格趋势？

　　庄健：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GDP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经济增长和物价是判断宏观经运行状况的最重要两大指标。尽管目前按国际上通用方法定义的中国CPI上涨5%以上，达近十年来的高位，但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的两次明显通货膨胀相比，目前的物价上涨水平还是比较温和的，还处于一种良性通货膨胀状态。

　　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两次明显通货膨胀情况。第一次发生在1988-1989年，这两年的CPI上涨率都超过18%；第二次发生在1993-1995年，1994年的物价上涨水平曾高达20%。

　　第一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需求膨胀。那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刚刚开始，居民收入得到补偿性的较快增长，而价格又实行双轨制，老百姓的收入、消费和生活水平都相差不多，消费难以拉开档次，当物价出现较大幅度变动的时候，大家就很集中地购买普通消费品，形成抢购风潮，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

　　第二次通货膨胀由消费和投资双膨胀引起。由于当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都过快，导致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都以较大幅度上涨。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改变。由于人们的消费结构升级，集中式的排浪型的抢购风潮很难再现，目前相对过多的资金(人们普遍用流动性过剩来描述)，不再单纯追逐消费品，而是追逐包括房子、股票等保值增值的资产，从而导致了资产类价格的上涨。

　　此轮涨价与2004年类似，都是从食品价格上涨开始，但两者也有所不同，2004年除了粮食外，煤、电、油、运等都出现了供应紧张，物价上涨的范围很大，而这一次基本上是食品价格这一单纯因素造成的，我们很少听说哪个地方拉闸限电，总的来说物价上涨所波及的范围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在近些年得到了长足的增强，来自国内外厂商的竞争十分激烈，厂家首先想到的是趁机占领这块市场，而不是为了跟风涨价失去这块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食品价格明显上涨的同时，还有不少产品是处于供过于求或者是产能过剩状态。因此，我国很难再现1980、1990年代高达两位数的需求拉动型的高通胀。

　　从目前趋势看，今年三季度CPI涨幅很有可能会比上半年要稍高一些。但到今年四季度，伴随猪肉供应偏紧的问题会得到较大改善，肉价上涨的势头也会得到有效遏制，从而带动食品涨价幅度趋缓或回落，四季度CPI的涨幅也会比三季度明显回落。如果未来几个月有关调控措施落实得比较好，那么全年的CPI水平有可能控制在4%-5%之间。

　　陶冬：其实，5.6%通胀的数据未必反映出实际通货膨胀情况。一方面，服务业在CPI篮子中的比重远小过居民实际消费比重；另一方面，由于产能过剩，大量制造业产品实际处于通缩状态。

　　当下的通胀不仅是粮食价格的问题，城市居民对于价格上涨的预期正在发生变化。工资、租金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也可能是接下来会面临的问题。中国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有提价的能力，成本上升有可能导致提价。

　　粮价上涨是非核心物价上涨，但对于整体通胀也会产生影响。如果受短期天气影响，蔬菜价格上升一个月，央行不必采取行动。但是如果食品价格居高不下，消费者预期发生改变，央行则必须采取行动。

　　左小蕾：谈“通货膨胀”，要有一个基准，要有一个比较。之前我们一直都处在低通胀高增长的环境里，通货膨胀增长率都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从去年年末开始CPI有上涨的趋势。统计数据可以解读为，在原来低通胀的水平上，现在的通胀预期有了一个上涨的趋势。

　　不要把数据上的波动简单地理解成通货膨胀率很高，这样是无法比较的，我们需要一个参照物，现在的通货膨胀率与前两年相比是高了，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数据呈现上涨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对通胀率可能上涨的那种预期在提升。那么是不是高通胀就很难避免呢？也不是。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呈上涨趋势，那么就需要把这种趋势认识清楚、引起注意、采取措施，就能把通货膨胀上涨的预期改变。宏观调控就是观察经济的变化，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这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很重要的。现在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随时有可能发生一些不规律性的变化。所以，密切观察，实施有针对性的、适时调整的经济政策，是现在的共识。

　　《21世纪》：在CPI上涨结构中，城市价格上涨5.3%，农村价格上涨6.3%。如何看待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原因和未来走势如何？

　　左小蕾：这是好消息，表明农民的需求也在上涨。农民的需求上涨，说明农民的收入在上涨，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农民的收入为什么会上涨？农产品作为一般消费品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生产过剩的领域。因为生产过剩，所以经常会打价格战，价格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却不太会波及消费，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支出的比例增长的影响不会很显著。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一般消费品的价格长期都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农村的CPI突然上涨，表明了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开始上涨，也就是说农民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能力肯定增强了。农民的消费支出增长了，说明农民的收入在增长。他们的消费倾向特别大，增加了一百块钱收入，可能一百块钱都用于购买吃的、喝的、穿的。所以这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一个反映。当然，我担心的是，农民的收入增长是不是超过消费品的增长？否则的话农民的生活水平又会下降。现在需要从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的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从而适当地稳定一般消费品价格。

　　关于农产品价格的未来走势，从猪肉来看，它就是一个简单供求关系，现在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稳定价格。大家现在对通胀原因的讨论分析还不够透彻，价格为什么会涨上来呢？这个问题要讨论清楚，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应对措施，提前去调控人们的预期。现在比较多的说法是认为价格上涨是供求关系、季节因素、短期影响。这些应该说都是重要的原因，还有工资上涨的原因吗？有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吗？有心理预期的影响吗？近几次大的通胀都是从食品价格上涨开始的，说食品价格不是核心通胀，不等于它不重要，因此关注食品价格，从调控人们心理预期的角度去把握调控措施是必要的。

　　猪肉价格的上涨，直接原因肯定与供给有关，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必要的和及时的。是不是仅仅是供给不足呢？通货膨胀本身是一个货币现象。这种情况不是供求关系能简单解释的。如果仅仅局限于供求关系的解释，可能会忽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应对措施上就可能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就达不到政策调控的预期效果。通胀有传波效应，通胀预期上升，消费者的行为、市场的行为，都会向高预期方向调整自己的行为，把通胀越抬越高，产生螺旋上涨的可能性。

　　庄健：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既有国际市场粮油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部分经营者趁机合谋涨价、哄抬物价的因素。但是担心农民会因为害怕出现2005年的暴跌而不愿增加生产，我觉得没有必要。

　　首先，农民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考验，也开始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伴随国家多项支农、富农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到位，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将得到有力保障；

　　其次，对于专业养猪户来说，他们普遍具有多年的市场经验，放弃养猪去做别的不合算；再次养猪户多与承包商、经销商甚至生产商签订合约，具有长期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采取鼓励措施，如对生猪疾病的控制，对意外风险的保险等，这样养殖户就会倾向于增加供给。生猪生产有一个周期，短期内供应偏紧，但随着各项措施逐步见效，夏粮又取得丰收，食品价格上涨的势头会明显回落。

　　二 如何把握新一轮宏观调控

　　《21世纪》：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这是否意味着宏观经济已经过热？如果是，那么，是结构性过热还是全局过热？过热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紧缩调控？

　　陶冬：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这个问题本身还值得探讨。我认为，中国经济在货币领域出现了明显过热，但在实体经济上过热并不严重。

　　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动力主要来自消费和净出口。私人消费增长是好事，它是今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引擎，应该鼓励；进出口方面，贸易失衡的问题短期难以消除。由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及2004年、2005年新建了大量的工业产能，发挥了进口替代的作用(如钢铁、设备)，贸易失衡是一个结构性的长期问题。这两点都是政府不应该管、也管不了的问题。投资增长主要来自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建设，这些与2004年的工业产能投资不同，是好的投资。

　　目前的经济发展与2004年有重大差别。当时煤电油运出现全面紧张，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政府不得不对经济踩刹车。今天，尽管物价、GDP和投资在涨，但是基础设施的瓶颈现象并不明显，暂时还没有看出这种增长速度的不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有没有问题？有。主要体现在货币领域，体现在通货膨胀的死灰复燃，体现在资产价格的快速增值，体现在信贷增长的居高不下，这是货币领域的问题，需要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但我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过热，也不认为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新一轮的一刀切式的全面紧缩。

　　左小蕾：如果要解读偏热的话，不能说GDP增长率9%就是不偏热，11%就是偏热，9%就是不快，11%就是快。短期内关于是否过热的宏观指标最重要的信号是通胀水平。高通胀高增长是经济过热的典型表现。不能说现在已经是高通胀，但是通胀的预期是一个上涨的预期。所以从短期内、从宏观指标上，我们就要防止它向偏热转向了。从防止低通胀低增长的这样一种态势，变成防止高通胀高增长的态势。

　　一般讨论经济过热还是不过热，应该是从中长期的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参考指标应该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比较基础。虽然我们没有计算潜在增长率，但是可以做一些分析，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给定每个经济体现在的条件，存在一个潜在增长率，超过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现在过热了，因为这样的高增长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导致增长不可持续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呢？从中长期来说，宏观经济增长的均衡条件是总储蓄等于总投资。

　　统计数据显示，我们现在的总投资接近总储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是投资推动的增长，要支持高增长必须加大投入，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资源去支持它，经济增长当然就不能持续，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然就是过热了，这种高投资的模式也就不具有可持续性。现在就要加大各方面的调整力度，不能等到约束条件变成实际约束，经济不能继续增长就为时已晚了。

　　从短期来谈过热，高通胀一定是一个指标，但现在我们还是谈通胀的预期上升，还没有说能够构成一个高通胀的水平。由于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从总量上来说，存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总量超过总需求的事实，我们要注意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去调控它，也要从通货膨胀货币形式的角度去调控它，此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体制问题，所以应该全方位地去考虑这个问题。

　　庄健：过热问题也谈了很多年，前些年叫作非典型过热，就是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中国的经济过热总是和结构失衡问题相连，如当前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国内需求增长相对不足；而从产业结构看，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推动，农业、服务业增长相对缓慢，需要加强。

　　为什么中央现在的判断是经济增长过快而不是过热呢？实际上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不希望用过于严厉的措施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时间间隔，若是调控不好，通货膨胀很快就变成通货紧缩。在经历了对1993-1994年过热进行大力“治理整顿”导致1998-2001年的通货紧缩之后，政府有关部门担心如对目前的高位增长采取过于强烈的降温措施是否会导致经济再次陷入过冷和通货紧缩。在就业等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国家并不愿意看到通货紧缩。

　　另外，我们不仅仅要看已实现了的经济增长水平，还需要看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如果潜在的增长能力较高，能够支撑经济高位运行，那硬压下去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因而，我认为下一阶段的调控还是会以“有保有压”、结构调整为主线，逐步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三 价格杠杆与价格改革

　　《21世纪》：8月6日，国家发改委下令地方政府采取行动管控提价现象。对于越来越高的物价水平，政府应当如何调控？怎样才能实现遏制过热的宏观政策目标？

　　左小蕾：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从短期来说有它的必要性，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我认为从长期来说，可能会留下一些新的问题。从短期来看它能稳定物价、为民生着想，所以有其必要性。从长期来看，肯定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我们做事不能一刀切，按道理控制物价也要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哪些东西涨得是有道理的，哪些东西涨得是没有道理的，不要一刀切。但是实际上往往不可能做得很细。

　　我觉得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调控，比如控制猪肉的价格，发展生产、增加供给，财政部出台了好多的政策去扶持这个产业。任何的政策执行都有一个过程，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价格控制，这是最快的、立竿见影的，所以政府先采取了这个措施。然后政府也在回收流动性，也就是说在分析清楚了这个背后的原因以后，所有针对性的措施就都是一个组合性的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就是从货币的角度全方位地去治理它。但是这些政策都有一个执行和传导的过程，效应要有一个时间区间才能显现，不要老是期待着立竿见影，这是不太可能的。

　　陶冬：粮食、肉类是全国调配的软商品，不是某一个市长能解决的。而且它们的生产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地方政府采取行动，遏止物价上涨，最多只能起一点表面作用，很难治本。最好的例子就是兰州牛肉面限价事件，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将一碗面的价格从三块压到两块五，结果是餐馆在肉和面的数量上做手脚，消费者一碗面吃不饱了。这是典型的政治动员式行政干预下的结果。

　　我认为政府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粮食和肉类，以此来解决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需失衡，抑制物价的超速上升，同时通过财政补贴手段，减轻城市低收入人群因通货膨胀所承受的压力。

　　中国积累下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多增加进口，减少一些顺差是合理的。同时也可以给进入大选年的美国带来好处，有国际政治关系上的正效应。农产品进口有国家安全上的敏感性，但这是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结果。今天在粮食自给问题上的争论，有点像1990年代初的在石油问题上的争论，最终的结论早由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给出来了。中国在农产品问题上现在也走到了这个门槛上。

　　在政策措施上，我想加息势在必行。加息很难减轻实物供应上的压力，不可能提高生猪供应，但是不加息，实际储蓄利率必然会深深进入负值，将资金挤向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加息不是货币紧缩，而是使利率水平与变化中的通胀水平相适应，维持一个中性的货币政策。我认为，中国今年下半年至少会有两次加息，明年至少会有三次加息，储蓄利率的上涨幅度会大过贷款利率的上涨幅度。

　　庄健：有一些问题并不完全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有人分析现在猪肉涨价除了供应问题之外，可能与流通环节、屠宰、检疫等部门的垄断地位有关，他们趁机加价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局面。所以针对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出面制止价格联盟、消除垄断也是十分正常的。尽管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要采用一些行政性手段调控经济运行，但总的方向应该是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各种市场价格信号对供求关系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针对经济增长过快问题，上半年政府更多地运用了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节，政策的灵活度也比较高，而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整，出台需要经过很多的司法程序，因而较为谨慎。

　　由于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整，很难照顾到结构性问题。比如加息就不可能对经济结构调整起明显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视同仁的，对所有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都一样。因此现在大家都希望财政政策，比如通过调整税率和财政支出安排，达到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微调的方式有助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只要方向不变，调控效果会逐渐显现。这一点普通老百姓可能体验不到，国有大企业也许不太在乎，因为他们的利润往往靠垄断获得，对利息并不十分敏感，但市场化比较充分的中小型企业的感觉就很明显。

　　《21世纪》：在这一轮涨价背景下，价格改革备受瞩目，除了农副产品价格，能源价格、公用事业产品价格等一系列价格改革何去何从？在当下的宏观形势下，应该暂缓这些改革还是加大力度推进改革？

　　余永定：中国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成品油、电力、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过低，矿产品的资源税过低，环境污染成本过低等问题。调整的进一步展开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必然导致物价的进一步上升。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善资源配置，尽管会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产生不利影响，许多价格调整措施依然是必要的。但考虑到通货膨胀恶化的大环境，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微观放开(调整价格)的同时，在宏观(总量)上加强控制。在有些情况下，价格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

　　左小蕾：这些改革现在肯定是被抑制了，现在价格体制改革遭遇较高通胀率的掣肘。我们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时机。在低通胀的时候没有及时调整，现在通胀呈增长态势，不太可能调整这些价格制度。在去年、前年通货膨胀水平只有零点几的时候，应该下决心调整能源价格机制，调整资源税。今年再想要调整，肯定要投鼠忌器，在现在高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资源税一提，企业马上就转嫁，把产品价格提起来。控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相关的价格机制调整就要让位。关于资源税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不可再生的资源被用来出口、能源公司海外上市，资源税低得不得了，这是国家资源的一种流失，应该早一点想办法解决。

　　尽管如此，资源税问题还是可以提出来的，因为需要经过一定的人大的讨论程序，资源税实际上并不会马上征收。经济形势就是这样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进行价格机制改革，应该要抓住所有的时机，不能让形势变化困扰和延误了改革。

　　陶冬：这一轮价格上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在零售物价趋于稳定之前，我相信在政府可以控制的其它领域，价格调整需要延期。

　　这个过程会制造一系列矛盾。比如，中国

原油价格与国际接轨，但

成品油价格没有与国际接轨，中国煤炭价格与国际接轨，但电力的价格却仍受控制，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行政干预，必然带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较力，从而为价格改革带来不利的影响。

　　庄健：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煤气，长期处于低价格，所以导致对它们的消耗、使用都不太在乎，造成了这些领域的浪费、低效率和紧缺。不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如果只是依靠行政性手段，而没有市场化的因素，没有价格机制在起主导作用，也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但我觉得目前这些方面的改革有必要推迟进行，因为如果目前出台，无疑会加重通货膨胀态势。今年如果四季度物价水平平稳了，我觉得可以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陆续推出这些方面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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