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分配关系亟待调整

　　储著胜

　　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民众因为风险意识提高，相应增加储蓄率，那么其日常消费就必然会出现紧缩。这肯定会影响到我国对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水平，致使我国出口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甚至于出现负增长。一旦未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国国内的供求矛盾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为了防患于未然，现在开始在分配环节向劳动者进行倾斜，逐渐增加社会公众的收入水平、提高其消费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预防未来供求严重失衡、化解经济萎缩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现阶段可以通过适当减税的方式相应增加劳动者的分配所得。同时，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很有调整的必要。

　　“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这是我国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基本分配原则。然而时过境迁，分配原则和分配关系的适当调整已是必然之举。就当前形势而言，分配关系向劳动者倾斜，增加劳动力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非常有必要。

　　先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所拉动，期间消费虽然也有所增长，但其增长幅度要大为落后。“三架马车”不能并驾齐驱，且差距日益扩大，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任其继续运行下去，就很可能有陷于停滞甚至于翻车的危险。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超过消费的增长速度，还导致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下降。很显然，这与政府部门试图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驱动型逐渐转向消费驱动型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局面，通过有效方式增加社会公众的收入水平、提高民众消费能力、扩大社会消费需求，就成了必然的政策选择，而增加劳动力要素在社会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显然是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再从社会供求关系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由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速度赶不上生产能力的扩展速度，所以，我国大量的产品只好选择对外进行销售，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贸易连年大幅增长且顺差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我国已经长期存在着供给过剩的问题，但是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使我国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国际贸易的大发展而得到了消化，因此，供求矛盾尚未明显暴露出来。这种局面还能继续维持吗？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有关部门资料显示，我国2003年以来的投资高峰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可能将在“

十一五”后三年集中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的三年中，我国的产品供给水平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出现暴发式的增长，这些新增长的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必须找到相应的宣泄通道才能达到平衡，否则就会出现生产过剩，进而导致经济衰退。从出口情况来看，如果今后几年仍能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但是只要其增长速度不能超过产能增长的速度，那么，多出的那部分产能就必然需要通过国内的消费需求来化解。让人感到担心的是，今年以来发生的次按危机，已经让人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忧虑。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民众因为风险意识提高，相应增加储蓄率，那么其日常消费就必然会出现紧缩。这肯定会影响到我国对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水平，致使我国出口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甚至于出现负增长。一旦未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国国内的供求矛盾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为了防患于未然，现在开始在分配环节向劳动者进行倾斜，逐渐增加社会公众的收入水平、提高其消费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预防未来供求严重失衡、化解经济萎缩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

　　现在是个开放的时代，看待什么事情都强调运用国际化视野，因此，对于分配问题，我们也不妨做个国际性的比较。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占整个生产成本的比例是20%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0%—60%，两者相差非常明显。实际上，真正的差距还不仅限于此。因为我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许多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海战术。如果计算一下生产成本当中每一个个体劳动者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的话，那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相差就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了。直观一点举例，我国劳动者每月工资收入最低者大约只有七、八百元人民币，而发达国家则为一、二千美元，两者相差多少，大家一看便知。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要素在整个生产要素当中的分配比重严重偏低，这虽然有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明显提高、政府正在大力进行“

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再不进行适当调整显然就很不合适了。

　　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最终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否则GDP增长幅度再大，又有什么实际意义？据此考虑，我国现阶段还可以通过适当减税的方式而相应增加劳动者的分配所得，也就是说一方面减少国家通过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税收分配，另一方面相应增加劳动者通过劳动力要素的交换而进行的工资分配。为什么说我国现阶段可以适当减税呢？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国有企业已纷纷走出困境，近年来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形成了巨额利润，这些利润至今没有分红。以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的方式来抵消一部分税收的征收。第二，节能减排、环境资源保护是我国既定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为了保护好各种资源、减少各种污染，国家有必要加大诸如土地占用费、排污费等费用的征收。这些收入不仅能够长期获取，而且还会不断增长，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替代一部分税收。第三，我国财政由建设财政逐渐转化为公共财政已是必然趋势，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投资将大幅减少，这也就相应减少了对财政收入的需求，减税也就在情理之中。第四，我国财政收入近几年连续以GDP增长速度的两倍甚至三倍的速度大幅增长，财政资　　金已非常充裕。本着增进国民福利考虑，国家有必要“藏富于民”，通过减税的方式向老百姓让渡一部分收入。

　　减税意味着国家在社会整体财富中分配减少了，这部分国家省下的财富，既有可能通过劳动力要素分配方式被劳动者所拥有，也有可能通过资本要素分配方式被企业———实际上也就是被其投资人所拥有。我们要努力保证前者，而严格限制后者。为什么呢？因为资本要素分配所得，也就是企业利润，一般来说主要是用于各种投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用于消费。在我国目前阶段，掌握资本的人数量还非常有限，因此他们的消费水平再高，对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贡献都是有限的。随着社会民众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

理财意识的日益强化，通过资本参与社会分配的人会越来越多，但这终究是一个缓慢的长期过程。因此，就目前情况来说，为了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我们必须把重心放在社会消费的主流群体———劳动者及其家属身上，保证减税所得主要被他们所拥有。

　　现行分配关系的调整还不限于以上方面，如财政支出的结构就很有调整的必要，我们应该尽力提高其在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比例，同时努力压缩国家机器日常运行方面的费用预算，生产建设方面的资金安排也需要大幅压缩，以实现财政职能的转型。这些支出结构的调整必将改变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水平，因此，也是一种分配。只不过和前面说的初次分配不同，财政分配属于二次分配。公共物品和服务充分而高质量地供应，可以相应减少社会公众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变相的收入。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层次分配方式的调整可谓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增进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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