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口红利终结需前瞻性思维

　　由国际劳工组织举办、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承办的“亚洲就业论坛”于本周在北京开幕，来自亚洲2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代表，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相关关国际机构的代表共300人参加了该论坛。

　　该论坛旨在交流亚洲各国与地区在创造就业方面的经验，论坛主题为“增长、就业与体面劳动”。近年来，亚洲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而就业问题也令人关注，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关系，是亚洲国家与地区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从人口红利角度去审视一些亚洲国家也颇具现实意义，因为我们现在必须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未雨绸缪。在此次“亚洲就业论坛”上，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简称ILO)提交的研究报告指出，到2015年全亚洲的劳动人口将增加2.21亿，从当前的18亿跃升到20亿以上。

　　有关报告从“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角度分析了亚洲诸国的人口抚养比(非工作人口除以工作人口)，认为伊朗、不丹、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受惠于工作人口比例的增长，但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的部分地区将提早到达“人口悬崖”(demographic cliff)，因此各类公共服务必须未雨绸缪，以应付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

　　人口学和经济学上经常提及的“人口红利”，指的是当一个社会的生育率下降时，人口抚养比随之下降，在照顾儿童和教育青少年等方面的开支便可相应缩减，节省下来的资源可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人口红利”必须“有借有还”，它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只能持续约四十年，当这一代的工作人口进入退休年龄，而年轻一代进入工作年龄后，人口抚养比将骤然上升，使社会在照顾老年人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形成沉重负担。

　　ILO的报告指出，亚洲地区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速度是前所未见的，在一些地区这一比例甚至将高于四分之一。在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进程”在加速，致使“老龄化现象来得较快”。

　　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问题，近年来在国际上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世界银行去年9月和今年3月公布的两份发展报告都有详细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于1968年前后，于2010年前后终结。按照世行的分析，

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得以迅猛增长，约有27%的功劳来自于“人口红利”。中国现时11%的人口在60岁以上，总数为1.44亿，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1.6亿，2015年升至2亿，2044年更高达4亿，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将可能造成较大的财政压力。

　　面对未来“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布隆教授(David Bloom)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亚洲“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布隆认为“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开启了一扇“机会之窗”，有关国家必须把握好这几十年，一方面借人口红利的机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赶在“机会之窗”关闭之前尽快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布隆的政策建议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首先，要重视医疗政策，良好的医疗条件能帮助经济产出，尽管其效果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布隆认为当人口红利终结时，在养老保障上负担沉重的政府将难以调拨足够资源改善医疗水平，所以有关工作应趁“机会之窗”大开之际快速展开，这包括了提高婴儿护理水平，提高女性的再生育健康等，而最为关键的则是给予低收入群体大规模的医疗救助，因为花钱看病从来都是致贫的重要原因。其次是不断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最后，还必须在劳工市场、人力资源以及金融市场上推出配套的政策。

　　布隆应对“人口红利”终结的总思路是政策制定者必需以前瞻性的眼光来思考人口问题，考虑到改革成效的显现需时，政府应大力投资于教育、医疗和创造就业之上，而且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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